本世纪的柳宗元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和散文创作两方面，比较而言，柳诗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要逊色一些，柳宗元的生平研究取得的进展则更小。就时间而言，本世纪上半叶的柳宗元研究成果寥若晨星，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极有限；五六十年代柳宗元研究如旭日东升，生平、思想、文艺理论以及创作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文革期间，几无学术可言，柳学文章和著作虽然不少，但是谈不上什么学术积累，所以柳学研究实际上处于一个低谷；经过七十年代末的学术反思和柳学复苏，八十年代以后的柳宗元研究可谓灿若繁星，这二十年中，不仅生平、思想、散文理论和创作、文集整理等传统柳学课题在持续、稳健地向前发展，而且柳宗元性格和心态研究、诗歌研究、柳学史研究等新领域也成绩斐然。

一、生平研究

生平研究概说 本世纪上半叶柳宗元生平研究的成果只有王韶生的《柳柳州年谱补订》，该文是对清人杨希闵的《柳柳州年谱》的订补。

五六十年代，柳宗元生平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先后发表了三个相关成果，即施子愉的《柳宗元年谱》、严薇青的《柳宗元世系补正》、吴文治的《柳宗元年谱》。其中施子愉谱是对宋人文安礼所撰《柳宗元年谱》及张敦颐《柳先生历官记》的补正，但此文于旧谱旧注之疏失未能一一举辨，而是径书己见，未免使人难以了解其发明所在。另外，此文对柳宗元的诗文尽量作了编年工作。

文革之中，也出现了三部柳宗元年谱，即山西师院中文系7207班编的《柳宗元年谱》、柳州拖拉机厂工人理论小组、柳州市博物馆写作小组合编的《柳宗元年谱》、山西大学历史系柳宗元编写组编的《柳宗元生平大事记要》，这三部年谱均无多少学术进步。

八十年代以后，陆续出现了一些柳宗元传记和评传，但这些著作的着重点多在对柳宗元思想和文学成就的评述上，对柳氏生平、行年和重大事迹的突破则不太多。同样，这二十年中，专门研究柳氏生平行事的文章很少，提出的新见解也不甚多。其中，人们讨论得较为集中的问题主要有：

家世和籍贯 关于柳宗元的籍贯，学界有 "今山西永济县"和"今山西运城县"二说。

吴文治《柳宗元评传》说："现在山西省的永济县，在唐代叫作蒲州，也就是唐以前的河东郡，这是柳宗元祖祖辈辈所居住过的家乡。"孙昌武《柳宗元传论》在认为柳宗元的祖籍在"唐代的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县西南）"，柳宗元的叔父曾"邑居虞乡"，"虞乡本来是解县异名，到唐时才分别设县"。

柳宗元学术研究会考察组《考察活动汇报》通过实地考察和对有关地理沿革的分析，认为柳宗元的祖籍为今山西永济县虞乡镇。1996年，周庆义发表了《柳宗元家世与籍贯考》，再次提出了柳宗元的祖籍应是唐时解县即今运城市解州镇的说法，批评了"抓住'邑居于虞乡'五字"认定柳宗元祖籍是虞乡是一种"歪曲的记载"。针对周文，谢汉强等又发表了《"河东解人"与"邑居虞乡"是统一的――柳宗元祖籍小考》，认为柳宗元集中所说的"河东解人"和"邑居虞乡"是统一的，"解"是指汉晋时的"大解县"，并非唐时的"解县"，柳宗元在此是沿袭历史旧称，而"邑居于虞乡"， 是"指明了变化了的现实的建置"，即其"祖籍在今永济市虞乡镇"。

此外，在山西省地方上还有"夏县说"和"永济西文学村"之说，但这些说法多无太多的依据，只是口口相传。

婚配和子女 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主要有：董明的《关于柳宗元的遗孤周六》、周凤章的《柳宗元事迹的一点辩正》、吴文治的《驳正〈柳宗元事迹的一点辨正〉――谨答周凤章先生》、李浩的《柳宗元婚配与子女考》、王辉斌《柳宗元妻室中的几个问题》等。其中周凤章文根据《全唐文》中柳宗元所撰的《亡妻弘农杨氏志》一文，断定"杨氏系杨凝之女，柳宗元的岳父是杨凝，而非杨凭"。吴文治文针对周凤章文关于柳宗元婚娶的观点，指出周文所提出的问题，从宋、明、清至近代，经许多学者论证考订，早已取得共识，而周文并没有提出新的材料，其观点难以成立。李浩文认为柳宗元夫人杨氏并非死于"足疾"，而是死于"孕而不育"的妇科病；贞元十五年杨氏去世至永贞五年，宗元在长安长达六年未婚娶，但在贬永刺柳期间，却反复诉说私生活之不幸与续娶之艰难，且先后与数名非婚女子同居，其中或有人所未知的隐情；刘柳唱酬诗中所提及的"殷贤"，当为宗元之女，咸通四年登进士科的柳告（字用益），当为"周六"。王辉斌文指出，柳宗元一生凡两娶；贞元十二年在长安与杨氏结婚为第一次，元和六年在永州与吕氏结婚为第二次。杨氏无子；吕氏生双胞胎二女及周六兄弟。柳宗元的第二次结婚具有明显而强烈的继嗣意识。

交往和其它 关于柳宗元一生交游的文章主要有卞孝萱的《试释"二十年来万事同"――刘禹锡与柳宗元交游小考》、萧平汉的《吕温和柳宗元》、周寅宾的《柳宗元在衡湘以南的弟子》、周陆军的《武元衡不是使柳宗元远贬的参与者》、《武柳之间裂痕实在――与谢汉强同志商榷》、程志的《关于柳宗元与王叔文结识的时间》、杨慧文的《柳宗元和吕温》、何书置的《春风无限潇湘意――柳宗元在永州的交往录》等。

此外，涉及柳宗元生平其它方面的文章还有谢汉强的《柳宗元柳州事迹考》、程志的《柳宗元任官一辨》、罗继祖的《柳宗元蓄妓》、杨竹邨的《从柳诗探求柳宗元来柳路线》、王良志的《柳宗元从桂林到柳的路线考析》、〖日〗户崎哲彦的《柳宗元生卒时间辨》等。

二、思想研究

本世纪柳宗元思想研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本世纪上半叶，未见关于柳宗元思想研究的专著和专论，但人们在柳学著作和论文中探讨了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潮。五六十年代，学界则对柳宗元世界观的本质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其政治倾向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保守的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激烈的争论。文革之中，柳宗元研究又被卷入"评法批儒"运动中，其思想被划定为"法家"思想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赞扬"。文革之后，学界除了对柳宗元的政治思想、世界观的本质、文学观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之外，还从柳宗元与佛教之关系、美学思想、教育思想、历史观等方面对柳宗元丰富而复杂的思想作了新的研究。

政治思想和倾向 周荫棠的《读柳文》是本世纪较早对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进行探讨的文章，作者于古仁人志士、文学家中尤推重柳宗元，说"夫文学结晶，乃柳之不期而获，其专心致志，实在于政，则其政治学说不可不知也。"他认为，柳宗元的政治学说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曰，辟神权也；二曰，武力说也；三曰，德治也。"柳氏以为国家之成，君主之立，非受命于天，乃得之于人，原始人类，日以杀为事。必也强有力者出，威足以摄之，智而德者出，政足以怀之，于是人民相约而归心，政府用是而安定，力与德者，国家之要素也。"

五六十年代，学界曾经对柳宗元的政治倾向和思想进行过讨论。黄云眉是较早用阶级分析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柳宗元政治倾向和思想进行深入探讨的专家，他于1954年发表了《柳宗元的文学评价》，后来又出版了《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一书，他在文中首先对宋代以来许多人一直认为柳宗元因为依附了攘夺政权的小人王叔文所以政治品德低下的传统观点进行批驳，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分析了柳宗元所参加的政治集团的进步意义，他认为柳宗元及王叔文党人在政治上代表新兴的中小地主，所以柳宗元的政治品德也同样是积极的、进步的。稍后，张岂之的《柳宗元的社会思想》、王永兴的《关于柳宗元的政治思想》也对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进行了类似的讨论。

文革后期"评法批儒"运动中，柳宗元被说成是有唐三百年间最大的法家思想家，而定柳宗元为法家的依据主要是他在《送元十八山人序》中指出过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说"皆有以佐世"。在这种调子下，人们又大张旗鼓地褒扬了柳宗元反分裂、反儒等"法家"思想。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文革中出版的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则几乎未受当时"儒法斗争"的影响，系作者数十年研读柳文的结晶，他在柳宗元思想研究方面，赞赏柳"取唯民主义以为政本"，该书在行文和用语等方面均与当时之思潮、运动格格不入。

文革之后，学界除了对"评法批儒"运动进行拨乱反正，还对柳宗元的政治思想、政治品格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析和研究，产生了一些言之有物、持论辩证的文章，如高海夫的《柳宗元"以生人为主"的政治思想》、孙昌武的《试论柳宗元"生人之意"的社会思想》、鲍叔的《柳宗元的政治品质》、《试论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及主张》、郭瑞林的《试论柳宗元政治上的软弱性》、金言的《谈柳宗元并无"生人之意"这一提法――与孙昌武同志商榷》、孙昌武《柳宗元有"生人之意"这一观念》、郭绍明等的《柳宗元民论研究》等。

其中高海夫文认为，"和韩、李主要着眼于恢复、强化封建的等级名分和专制主义统治不同，柳宗元、吕温等认为，要缓和当时日趋激化的阶级矛盾，挽回唐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主要应当'以生人为主'来革新政治，既不应威之以怪，借助于天命鬼神的愚弄，也不可一味强调恢复儒家传统的礼乐刑政，强调强化封建的等级和专制主义的统治，否则，其后果将会是适得其反。"文章还指出，柳宗元依据自己"以生人为主"的政治思想，对中唐政治的一些重大问题给予抨击和批判，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第一，反对宦官弄权；第二，反对藩镇割据；第三，主张刷新吏治；第四，主张均赋。孙昌武文指出，柳宗元在《贞符》里提出了一种以"生人之意"为动力的历史发展观，这是一种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有创见的进步理论，客观上表现了他对人民群众的意志和人民历史作用的重视。孙昌武在《柳宗元传论》中也曾指出，柳宗元把自己的进步的历史观运用于观察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又提出了一系列积极进步的思想政治主张：第一，他从"生人之意"的理论出发，有力地论证了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进步历史作用，批驳维护分裂割据的各种反动观点，提出了制止藩镇割据，达到天下"理平"的要求；第二，他从满足"生人之意"的要求出发，提出了"用人唯贤"的主张，强调改革吏治的重要性；第三，他从肯定"生人之意"的合理性出发，要求关怀民间疾苦，注意民生问题，保证人民起码的生存条件。鲍叔后文认为，"柳宗元政治思想也是以仁义为核心"，"是一个尧舜孔子之道的忠诚信徒"，但他"又不为儒家思想所桎梏，从现实需要出发，对儒家思想有所取舍，对其他学派思想有所吸收，这就形成了柳宗元政治思想的全部内容。柳宗元把这种思想叫作'大中'或'中道'"，"大中之道是'时其时'的儒家之道"。

另外，刘光裕、杨慧文的《柳宗元新传》也肯定了柳宗元的以民为本、维护国家统一等进步的政治思想。

柳宗元的世界观和与儒释之关系 五六十年代，学界曾经展开过一场关于柳宗元世界观本质的讨论，人们分别持有神论和无神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当时认为柳宗元的世界观是无神论的学者主要有侯外庐、赵纪彬、吴文治等人。侯外庐在其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中，列专章论"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和战斗性格"，认为柳宗元、刘禹锡"在中国唯物主义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不仅超过荀子，而且也超过王充和范缜"，"开启了宋代王安石以及明王艮、方以智以唯物主义而直接参与大规模的政治斗争的先河。"这一观点在以后很长时期内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如赵纪彬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无神论思想研究》、炳然的《对刘禹锡、柳宗元在无神论史上的新估价》、吴文治的《柳宗元无神论思想初探》也都持相同的观点。

最早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的是范文澜。他在《中国通史》第三编第二册和《唐代佛教》两书中认为，柳宗元"中佛毒很深"，"柳宗元思想分成两截，半截唯物，半截唯心"，"韩愈崇儒学，势威而气壮；柳宗元信佛教，势逆而气衰"。 陈扬炯的《柳宗元是很彻底的无神论者吗？》也发出了和范文澜同样的疑问。

由于柳宗元一方面勇于破除迷信，另一方面又信佛，所以柳宗元的世界观的本质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抑或二者兼有的争论在文革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依然存在。

新一轮的争论是从丁宝兰发表《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一文开始的。丁文认为，柳宗元世界观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反天命思想部分仅仅"居于被支配的、非主要方面的地位"，因而他的世界观的实质是唯心主义的，而且他没有"一星半点唯物主义战斗精神的气味"。

丁文发表以后，立即引来了大量的商榷文章，如潘恩富、施昌东的《关于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与丁宝兰同志商榷》、柯兆利的《柳宗元世界观辨――与丁宝兰先生商榷》、刘心长的《论柳宗元的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兼与丁宝兰同志商榷》等。

这些商榷者大多从柳宗元对宇宙本原的认识――"气"的哲学实质、柳宗元反天命的思想、与佛教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反驳。如潘恩富等文认为，"柳宗元在论述宇宙观方面，是把'元气'理解为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的"，"是一个唯物主义一元论者"；柳宗元"在这佛教烟雾弥漫的社会里生活，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政治上遭受贬谪、极度痛苦的那种境遇，使他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因而带上某种沉重的佛教思想的锁链，这是难免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正是他却又着力挣脱，从而写了诸如《天对》、《天说》、《非国语》、《贞符》等等不少宣传反天命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的哲学著作。"柯兆利则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排佛道"，并非就是潜心信仰，柳宗元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可资利用的学派加以研究的。还"因为他认为浮屠'不与孔子异道'，'往往与《易》、《论语》合'"，而有可以吸取的东西。刘心长文认为，柳宗元思想发展过程充满了复杂的矛盾过程，但是从这些复杂的矛盾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柳宗元极力想造成一种以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批判天命神学，出入百家之说，贯穿"生人之意"的新思想。

1983年，柳学研究者们在柳州召开了柳宗元哲学思想讨论会，会上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继续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后出现了许多讨论柳宗元世界观的本质及其与佛教关系的论文。如唐志敬的《柳宗元"好佛"的原因及其世界观的实质》、谢汉强的《柳宗元与佛教》、岑贤安的《柳宗元与佛教的关系》、《略论柳宗元世界观的矛盾及原因》、赖永海的《柳宗元与佛教》。其中赖永海文尤其值得注意，他首次将"佛教"与"佛学"这两个概念分别开来了，改变了过去论柳与佛关系诸文笼统言之的缺陷。他认为柳宗元的嗜好佛理，并非推赞、服膺佛教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而是赞赏、吸取佛学中虚实相印、有无统一的思维方法。好佛的柳宗元所以不是唯心主义者，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此后探讨柳宗元与佛教之关系的文章仍有不少，其中论述较为深入者主要有：张武的《论柳宗元"好佛"的两重特性及其评价问题》、孙昌武的《论柳宗元的禅思想》、尚永亮的《柳宗元与佛学》、陈晓芬的《柳宗元与苏轼崇佛心理比较》等。

"统合儒释"是柳宗元思想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所以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一直有学者对之进行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孙昌武的《柳宗元传论》第九章"崇信佛教'统合儒释'"、唐志敬的《柳宗元"统合儒释"论初探》、王一民的《试论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李锦全的《柳宗元与"统合儒释"思潮》等。孙昌武认为，柳宗元要"统合儒释"，主要依据是佛说同样"有益于世"，因而可以援佛以济儒，实际上，"柳宗元仅看到了佛学'中国化'的一些表面现象"，"是受了欺骗"。唐志敬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对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当全盘否定，应当看到当时还不存在宗教消亡的条件，因而采取简单的、强制性的办法去禁严、废除或消灭它，固然痛快淋漓，但却不会奏效，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的柳宗元，"对待佛教，恐怕也只能采取这样一种在他看来比较切合实际的、可行的办法"；还应当看到"柳宗元所提出的以儒为主、'统合儒释'的主张，是给宋明理学形成提供了指导思想"，"在当时佛教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柳宗元提出以儒为主、'统合儒释'，把佛教放在儒家思想的附属地位，也未尝不是贬低佛教的另一种方式"；"同时，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糅和儒、释、道的宋明理学，……使儒学唯心主义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与更高的形态，这就不能不促使后来的唯物主义建立更高形态的哲学体系，来代替统合儒、释、道的唯心主义理学，从而导致了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之大成的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从哲学思想发展的螺旋上升来说，柳宗元这一主张，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同样，八十年代以后也有一些学者专门探讨柳宗元与儒学、宋明理学之间的关系，如尹协理的《柳宗元与理学关系探索》、徐远和的《柳宗元与儒学复兴》、乔长路的《柳宗元的儒家风范》、彭建、邢凤麟的《柳宗元是儒学的伟大改革者》、尤骥的《柳宗元在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地位》、刘光裕的《柳宗元与儒学革新》、邓小军的《从性恶论到性善论的转变――柳宗元人性理论思想的发展》等。其中徐远和文认为，柳宗元提倡"辅时及物之道"，为改造儒家孔孟之道提示了方向；主张"统合儒释"，融合各家，为复兴儒学找到了一条具体道路；阐发气论哲学，开始了从元气自然论向元气本体论的过渡。这说明，柳宗元对儒学的复兴是有贡献的，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彭建等文认为宗元吸取各家思想的精华 ，抛弃儒家思想的糟粕，使孔子之道更加纯正和丰富。邓小军文提出柳宗元后期思想已从性恶论转变到性善论，从荀子一系转变到孟子一系，宗元与韩愈一致，

开辟了唐宋新儒学性善论的方向；宗元人性思想转变的根由，不仅是对原始儒家思想的深入体认，亦在于对广大平民百姓人性善的坚实体认。

美学和其他思想研究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学界又兴起了一股 "美学热"，受此学术思潮的影响，不少学者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柳宗元的思想和审美观。

其中总论柳宗元美学思想的文章不多，仅见黄贯群的《试论柳宗元的美学思想》。该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柳宗元的美学观点：一、"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这是柳宗元对文学作品审美特征的认识，要求"他们具有明丽的形象，清新激越的韵律，流畅的语言，优美的意境"；二、"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实际上是柳宗元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创作实践所提出的一项美学原则，他既看到了自然美的客观存在这一事实，又强调了艺术需要经过作家的创造"；三、"有乎内"与"饰乎外"，即要求"文学作品有了美的内容，还必须有美的形式来表现，才能达到完美的统一"。

大多数文章是研究柳宗元的自然美学观、山水美学观、旅游美学观和音乐美学思想的，如万松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柳宗元的自然美学观之一》、陈望衡的《论柳宗元的自然美学观》、杜晓勤的《美不自美 因人而彰――柳宗元山水审美观探微》、《柳宗元音乐审美观试探》、章采烈的《论柳宗元的旅游美学观》等。

另外，本世纪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柳宗元的教育思想、经济思想、法学思想、科学思想等，但大多体现在各种"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国科学史"等专著之中，专题论文则主要有：陈雁谷的《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刍议》、杨荣春的《柳宗元的教育思想》、王元湖的《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张如珍的《柳宗元教育思想初探》、王俊钟的《柳宗元"领导思想"研究试笔》、柯远斌的《柳宗元的科学思想》、王威宣的《柳宗元的法律思想》、杨达荣的《柳宗元人才观散论》、孙代文的《柳宗元经济思想简论》、陈雁谷的《试谈柳宗元商贾明而诚的思想》等。

文学理论 和柳宗元的哲学思想一样，其文学理论也一直是柳学界研究的重点。

本世纪上半叶，专门研究柳宗元文学理论的论文，只有梁孝瀚的《柳宗元之文艺思潮及其影响》，该文认为，"宗元文艺实源于六经及诸子。彼既宗法经子，则排斥习俗浮华之文，而以复古明道，为其文艺之最高标准"；说宗元论文主"神"、"志"二要素，说"夫神者籍文艺以寄托者也；而志者藉文艺以表示者也"；又说宗元"疾当时文艺家从事模拟，剽窃前人字句，以矜奇炫博"，"又疾当世学者之于文艺舍本逐末，致六义之旨丧失殆尽。"文章还分析了柳宗元"论文之效用"的观点，探讨了其文艺思潮与时代环境、个人遭际之关系，并分感伤主义、讽刺主义、写实主义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柳宗元文艺思想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总之，这是本世纪上半叶唯一一篇全面系统且较为深入地探讨柳宗元文艺理论的文章。其他的相关研究多体现在各种"文学理论批评史"、柳宗元研究专著中。

六十年代，专门研究柳宗元文艺思想的文章也不多，只有吴文治的《柳宗元的文学理论初探》、方扬的《柳宗元的文学思想》等几篇。方文从五个方面更为细致地剖析了柳宗元的论文观点的理论意义，指出"他强调文学的创作是为'道'服务，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明道'，反对在创作中追求形式主义的倾向。柳宗元不仅仅坚持文学创作必须'明道'，而且强调文学为'道'服务时应根据文学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发挥不同的社会作用。因而他在文学的创作方法上主张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柳宗元还对作家本身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认为作家除了具有进步的思想和道德品质外，还应向前人学习，不断提高艺术修养和技巧，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能真正达到'明道'的目的。"

较为奇怪的是，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反而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柳宗元文艺观和文学思想的文章，当然它们的写作宗旨和内容多半是相同的。

八十年代以后，论及柳宗元文学思想的成果更多、也更为细致、深入了。如高海夫在《人文杂志》1980年第1期发表的《柳宗元论"文"》一文，指出柳宗元提出的"文以明道"的命题的特点是：其"明道"并不要求墨守旧说，扶导圣教，而是要求发前人之所未发；强调"文有二道"，必须具有"辞令褒贬"和"导扬讽喻"的作用。殷慧中的《论柳宗元"以神志为主"的创作观》一文也指出，柳宗元所倡导的"文以明道"，只是指明创作方向，并不能代替创作的全过程，而"以神志为主"的创作理论，融"文、行、诚"于一体，将"文"与"道"联结起来，这在柳宗元的文论中是不容忽视的。周振甫在《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发表《柳宗元的文章论》，指出柳宗元的文论讲究"求道及物"、"明道论文"。其"取道之原"是以严肃的态度，深入了解各种事物，掌握它们的本质，"旁推交通"，观察它们的变化，发表不同于前人的创见。1993年8月，广西柳州市召开了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香港学者王晋光发表了《关于柳宗元文论的三点意见》，他认为，文采论是柳宗元文论的主体，而所谓明道说，究其实，不过是作为一种定调的前提而已；柳宗元对于作家似有分别等级的观念；柳宗元教人写作，是因材施教，就学者本身的倾向而给予意见。1996年高林广发表了《柳宗元的诗歌理论及其诗学精神》一文，他说柳宗元的诗论涉及到了诗歌的性质、作用、诗人的品德、修养及诗歌形式几个方面，不仅具有科学性、合理性、进步性的倾向，同时富于切实的现实意义，是中国传统诗学中应当引起特别重视的、十分宝贵的财富。

九十年代初，学界出现了一些从柳宗元诗文创作中总结其艺术审美情趣的文章，如高海夫的《悲剧生涯和悲剧美的创造――柳宗元审美意识研究之一》、尚永亮的《冷峭：柳宗元审美情趣和悲剧生命的结晶》、吴新生的《柳宗元对古代小说美学的理论贡献》等。其中，高海夫文认为柳宗元的诗歌和散文都表现出对悲剧美的审美趣味和追求，这是在长期的悲剧生涯中形成的，文章还总结了其四种形态。尚永亮文也认为，峭拔的骨力和清冷的色调紧相揉合，构成了柳氏游记诗文乃至其他众多作品的典型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柳宗元特别偏爱冷峭并着力追求的结果。首先，从艺术造境上看，柳宗元最为重视幽静深邃境界的创造和清冷凄迷氛围的渲染；其次，从遣词造语、用笔行文上看，柳宗元特重字词的精当选择，特重笔法的深刻锻炼，充分显示了他提出的"严"、"清"、"幽"、"洁"等为文标准。吴新生文对柳宗元关于古代小说的创作和欣赏活动所提出的"皆取乎有益于世"的命题进行阐述，文章指出，柳氏提出这个命题，从读者审美娱乐要求这一合理要求的必然性、合理性出发，说明小说具有适应、满足读者这一合理要求的独特艺术功能，从而肯定了小说的审美价值。文章还认为柳宗元对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的贡献在于：一是他是唐代第一个著文大胆肯定小说"取乎有益于世"的人，也是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第一个正确地揭示小说的文学特性、功能的人；二是他对作为小说审美主体的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的肯定，是对人的自身价值、自我本质的肯定。

三、散文创作研究

整体评价 本世纪上半叶并未产生多少对柳宗元散文作通论研究、整体评价的文章和专著，仅有的几篇论及柳宗元散文的文章也是或着眼其山水游记、或专论其小说文学的。

五六十年代，学界开始出现了一些从整体上分析和评价柳宗元散文成就的文章，如黄云眉的《柳宗元文学的评价》、刘大杰的《柳宗元及其散文》、振甫的《柳宗元的散文》、唐艮等的《试论柳宗元散文的思想性》等。这些文章大多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肯定了柳宗元在唐代古文运动以及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中黄云眉比较强调柳宗元散文作品中的战斗性，对现实的暴露，认为在唐代古文运动中柳宗元虽然起到了领导作用，但他的这种作用要比韩愈差一些。同样，刘大杰、周振甫也比较重视柳宗元散文内容上的的现实性，对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性则论述得不够。

另外，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对柳宗元的散文的成就和历史地位作出了肯定，如前者认为柳宗元"从创作实践上发展了古文运动"，后者也认为"柳宗元在散文的文学成就上"，"有高出韩愈的地方"。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虽然较侧重对柳宗元散文的各个题材分别进行研究，但仍有一些综论柳宗元散文艺术和成就的文章，和五六十年代的同类文章相比，这些论文更重视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境界。如胡守仁的《柳宗元散文述评》、孙昌武的《试论柳宗元的散文艺术》、马积高的《论柳宗元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兼论唐代古文运动》、孙连琦的《柳文风格的演变及其原因初探》、吴莉莉的《柳文的悲剧美》、吴小林的《论柳宗元散文的幽美》、邓小军的《柳宗元散文的艺术境界》、张延中等的《试论柳宗元对文体的革新及其意义》等。

其中孙昌武文从"吾文宜叙事"、"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感激愤悱……形于文字"、"俳又非圣人之所弃"、"文益奇"、"意尽便止"等方面较详细的分析了柳宗元的散文艺术。马积高文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论述了柳宗元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他认为，古文家的贡献主要是"把传统文体分类中所谓杂记和赠序与今人所谓杂文都推进到了一个高峰"，其中韩柳各有成就、擅长，而柳宗元的这方面的成就尤著。吴小林认为柳宗元散文总的艺术风格是沉郁凝敛，冷峻峭拔，具有一种幽美，而且指出柳文的这种风格，不仅和他长期被谪受贬的遭遇经历、愤世嫉俗的思想感情、富有批判锋芒的作品内容有关，而且与具有凄幽、愤激、冷峻的色彩，浓郁的诗意，明显的讽喻性、象征性，屈曲峻峭的笔法诸艺术特色也是分不开的。邓小军文则指出，柳宗元散文最具原创性的艺术成就有二：第一，在传记散文方面，为普通百姓立传，从而突破了我国正史传记和非正史传记不为普通百姓立传的旧传统；第二，是在山水散文方面，创造天人合一的意境，从而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自然美与天人合一哲学相融合的山水散文意境的新局面。柳文两大艺术成就的根源，是柳宗元对人和自然的深刻体认，从而突破了自己早期性恶论和天人相分论的思想束缚，而转变到以信任人性和契合自然为特征的性善论、天人合一论的思想系统。柳宗元传记散文和山水散文的全幅艺术成就，与韩愈的抒情议论散文及传记散文，代表着中唐古文运动的最高艺术成就。

另外，吴小林还著有《柳宗元散文艺术》一书，该书分别从柳宗元散文主张、杂文、传记散文、寓言散文、山水游记、辞赋的艺术特点、柳文艺术风格、结构艺术、寓言艺术、柳韩散文比较等十个方面较为全面、细致地分析了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成就。

山水游记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尤其是永州八记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

周澂的《读柳子厚山水诸记》是本世纪较早对柳宗元山水文学进行探讨的专论。该文首先高度评价了柳宗元山水散文的艺术成就，"以柳之流连景光，模写山水，曲致微妙，心与物化，亦韩所无有也！"他又将柳之山水游记分成三部分进行研究："曰永州诸记，曰柳州诸记，曰永柳以外诸记。永柳以外诸记，所以异于永柳诸记者，不以山水为主，述游观之乐，亭榭之胜也！而记永与记柳又有别，记柳用总，记永则有总有分，叙议特密；此又同而不同者也！"文章最后指出，柳宗元山水诸记可谓是兼采郦道元《水经注》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二者之长："尽情于空濛萧瑟，放意于登临游观，若柳氏者，殆欲兼之乎！"

五六十年代研究柳宗元山水散文的学者较多，但黄云眉的研究最值得注意。他的《柳宗元文学的评价》虽然是柳宗元文学成就的通论，但他对柳宗元山水散文的研究有较大的突破。他认为，柳宗元山水文学并不是"表示他对闲适生活的追求"，"反而是一种更痛苦的真实的反映"。"从本质上看，这不过是柳宗元选择了一种为他的政敌们侦察视线所不及的对象――山水，作为他集中的创作劳动的对象，来强制转移他的愤怒悲哀抑郁的情绪而已。而且这种情绪，也不可能完全隐蔽，除他的愚溪对外，也常常可以碰到把山水的遭遇当作自己的遭遇这一类的话。"这一段话首次把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与其个人的遭际、痛苦联系起来了。在此文的启发下，日本学者清水茂撰写了《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一文，对柳宗元山水游记与其个人遭际之间的关系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他认为，"柳宗元写山水记的动机，不仅是为了在政敌们侦察视线所不及的对象中来强制转移他的愤怒、悲哀抑郁的情绪，并且是他自身的生活的反映，永州的山水不当地被世人所轻蔑，这正与柳宗元的境遇相同，因此，他反而特别为永州的山水作了记。"而且，"柳宗元写山水记的动机不仅在以发见被遗弃的山川之美来反映他自己的见弃，并且在他的山水记里面还曲折地提出了他对现世间的不满和批评。"他们两人的这些意见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同，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常引用。

六十年代研究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文章则主要有振甫的《谈柳宗元的山水记》、管希雄的《柳宗元山水记的艺术特色》等，它们主要是分析其艺术特色。

七十年代末以后，学界对柳宗元山水文学尤其是艺术成就的探讨更多，如鲍叔的《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写作技巧》、温至孝的《论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周明的《柳宗元山水文学的艺术美》、李育仁的《柳宗元山水记的诗情美》、张翥、曹萌的《论柳宗元的山水文学》、蓝冰的《柳宗元山水散文的文体风度》等。其中周明文指出，柳宗元遭贬之后复杂的内心活动很少在景物描写之外通过议论、抒情单独抒写，大量的情况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汇在山水美的艺术境界之中。这些境界不是自然美，而是根据自己的审美心理创造出来的艺术美。基于寻求和创造寂静之美的审美心理，柳宗元喜欢奥境，描绘出一种"幽丽"之美；柳宗元还喜欢描写大观的旷境，这种高爽、空旷的美的意境，是柳宗元要求解脱压抑和苦闷的心境的写照。但柳宗元很少孤立地写大观之境，而是按照相反相成的艺术规律，把旷境与奥境结合起来写，使之形成强烈对比，以体现自己的美学趣味，表达自己的心境。李育仁文认为，柳宗元的山水记抒情有三大特色，即绘画美、抒情美和理趣美。绘画美使柳宗元的山水记在形与神、客体美和主体美感方面得到了和谐统一，从而构成气宕神远、富于诗情的画面；抒情美则展示其忧郁、寂寞和烦躁难安的心灵，从而寻得"心凝形释，与万物冥合"的乐趣，促使他的思辨能力和审美情趣向更自由、更辽阔、更精微、更独特的境界发展；而理趣美则让他的山水记，蕴含哲理的光华，由此又能探索到他那火热的"忧思而罔极"的心灵所创造的最高艺术境界。张翥、曹萌文认为柳宗元山水文学的成就除了和他的个人遭际有关，还和他一定的山水文学理论有密切的关系。而柳宗元的山水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一）写山水必写人，人与山水密不可分；（二）游山水应得其宏邃，为文亦然；（三）山水之文须为之以情；（四）山水之文要写人创造的山水之美。从山水文学发展的角度讲，柳宗元的贡献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第一，他的山水文学成功地将以往的对山水的平面描写推向了立体描写；第二，将过去的粗线条共性山水描写，推进到细线条的个性山水描写；第三，将以往的山水文学的客观欣赏推向了寓主观感受于客观描写之中。

近二十年来，柳宗元山水文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人们对"永州八记"的分析和研究，如霍松林的《〈永州八记〉选讲》、杨慧文的《论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何书置的《"永州八记"应改称"永州九记"》、鹿琳的《〈永州八记〉――柳宗元精神世界与自然的完美融合》、杨铁星的《柳宗元〈永州八记〉的美感性》等。

传记、寓言和小说 本世纪学界对柳宗元的传记、寓言和小说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相关的成果主要有：胡寄尘的《柳宗元的小说文学》、牛庸懋的《读柳宗元的政治寓言》、董明的《柳宗元的寓言特点》、朱碧莲的《柳宗元的传记文》、尤力的《柳宗元寓言与先秦寓言的比较研究》、周陆军等的《论柳宗元传记的独特性》、朱国维的《柳宗元讽刺寓言成因探》、鹿琳的《柳宗元传记文学的特色》、金涛声的《略论柳宗元对传记文学的发展》等。

其中胡寄尘文指出，柳宗元小说是寓言，是直接从周秦诸子里来的，用意较好，但风格还不过是周秦诸子的风格。文章举了柳宗元的两篇小说作品，即《三戒》和《捕蛇者说》，认为《捕蛇者说》的大意可说是和《礼记·檀弓》中的"孔子过泰山"一段完全相同，但柳宗元描写得更为详细，所以更能使读者感动，所以它的格局也完全成为一篇短篇小说了。董明文指出柳宗元寓言的特点有三：独立成篇，容量较大；细腻生动，文学性强；形式自由，体裁多样。周陆军文认为，柳宗元传记大多取材于社会下层，其内容及表现的目的，是自我的反映。鹿琳文则指出，柳宗元以非凡的胆识、敏锐的眼光、深邃的笔触，从小人物身上挖掘了普通人所具有的高尚品质、善良的天性、美好的心灵、聪明的才智。以一个面貌全新的小人物群，为传记文学的画廊增添了光辉。他还以传记文学作为解剖社会的匕首，对他的政治主张进行特殊解释，这在中国古典传记中是绝无仅有的。金涛声文则指出，柳宗元根据"文以明道"的原则，继承了传统史传文学借传言志的一面，其杂传把社会现实中的一群城乡劳动者作为传主，借以针砭时弊，寄寓吏治改革的理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思想性，某些作品已经突破了传记文学的一般框架，兼具寓言和政论的某些特点。但有的文章议论过多，以致喧宾夺主，相对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形象性。他的碑传文亦有一些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的佳作，为中唐碑传文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政论文、杂文和辞赋 本世纪还有一些学者对柳宗元的政论文、杂文和辞赋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产生了一批成果，如彦季的《柳宗元的议论文――读柳宗元文札记》、姚奠中的《辞赋中的奇葩――柳宗元卓越的文学成就之一》、高海夫的《柳宗元辞赋的思想评价》、王运用的《柳宗元讽刺小赋的艺术特色》、张啸虎的《柳宗元的政论文学作品》刘洪仁的《论柳宗元辞赋对屈赋的继承和发展》等。

四、诗歌创作研究

和柳文研究比起来，柳宗元诗歌的研究则要冷清得多，这和柳宗元诗歌在诗史上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八十年代以前 本世纪上半叶未见有人对柳宗元诗歌进行专门探讨，相关的研究多体现在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以及柳学研究著作中。

马茂元是较早对柳宗元的诗歌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学者，他在1959年发表了《柳宗元的诗――读书札记之二》一文，他在文中指出，

两年以后，陈友琴发表了《关于柳宗元的诗及其评价问题》。作者指出，柳宗元的诗是用血和泪凝结而成，非一般的随便吟风弄月或无端寻愁觅恨的诗可比。文章针对自古以来很多人批评柳诗"多怨"、"特为酸楚"的特点指出，"进步的知识分子，有志革新政治，反对大官僚地主集团和宦官恶势力，不幸惨遭失败，被驱逐到荒远地方去，因此而悲愤哀吟"，"是应该予以同情的"。

八十年代以后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学界对柳诗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角度较之以前也更为多样。

这一时期，从整体上对柳诗进行分析和评价的文章主要有邓潭州的《略论柳宗元的诗》、龙震球的《论柳宗元诗歌的艺术风格》、李育仁的《论柳宗元诗歌的审美情趣》、梁超然的《柳诗风格论略》、朱邦国的《论柳宗元的作品与创作心态的关系》等。其中邓文指出，柳诗里有不少宣扬所谓"禅理"的诗，流露出感伤的颓废情调，只有对这些方面引起足够的注意，方能对柳诗给予全面的评价。李文认为，柳诗具有冲淡、幽独、流动的三大审美情趣特征。其"冲淡"是以"形象直觉"、"玄览"、"游心"为主要审美方式，从心理上拉开与现实社会不即不离的距离作为前提；其"幽独"，运用"直抒"外化心灵的方式和移情、寄情的方式以展示审美情趣所蕴藏的幽独内涵和鲜明的形象；其"流动"，则跨越时距，"观古今于须臾"，"挫万物于笔端"，充分发挥联想的审美功能，使自己和欣赏者通过有限的篇幅，反映出、领略到广阔、深厚，独特的意蕴和回旋跌宕的美。梁文则针对当前柳诗研究中运用比较方法分析的一些不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柳宗元的悲剧性格气质，悲剧性遭遇，激愤忧伤的情绪，构成了他悲剧性诗歌风格的基本特征。他与屈原同调，接受陶、谢清峻的语言，把握《庄子》的奇想气势，形成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人们开辟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天地。在柳诗悲剧氛围的美感之中，人们可以领略到诗人悲苦的心情。这是柳宗元对我国诗歌发展史的独特贡献。

八十年代以后，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研究柳宗元的山水诗的，如黄乃康的《试论柳宗元的山水诗》、景凯旋的《柳宗元的山水诗与其儒佛思想》、蔡国相的《柳宗元景物诗的移情特色》、贺秀明的《浅论柳宗元山水诗意境的独特性》、王启兴的《超尘脱俗，徜徉山水――佛教对柳宗元及其山水游记和景物诗的影响》、张峻亭的《论柳宗元山水景物诗中的情》、林继中的《柳宗元山水诗风格特征之形成》等。其中，景文认为，柳宗元山水诗所体现的艺术风格，与他的儒佛思想密切相关，主要体现在他对社会和自然的矛盾态度上。在他的诗中，"出世"与"入世"并存，其意识难以在观照自然时保持审美的距离，所以处处都有一个"我"的存在。这种"徘徊两端，阴郁畏疑"，正是柳宗元山水诗的独特风格。柳诗的这一风格，"还代表了中唐山水诗境与魏晋、初盛唐山水诗境的区别"。贺秀明文指出，"幽深荒冷的景物与忧伤悲愤的感情基调融合的种种方式"，是构成柳宗元山水诗意境的重要方面。王启兴文指出，柳宗元在贬谪永州司马后，极为苦闷，在原来信佛的基础上，更笃信天台与禅宗。佛教的出世思想对柳宗元的人生态度、生活情趣，审美趣味、山水游记与景物诗的创作都有巨大影响。由于佛教思想的影响，柳宗元张扬了创作主体意识，摆脱了儒家功利主义的审美观，对永州山水进行超功利的审美观照，在作品中创造了空寂、幽旷、宁静的艺术意境。

还有一些文章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柳诗与同时代其他诗人创作的异同，如苏渊雷的《论韩柳、刘柳诗文风格的异同及柳的独创性》、赵昌平的《韦柳异同与元和诗变》、马自力的《论韦柳诗风》、《韦柳诗歌与中唐诗变》、房日晰、卢鼎的《韦应物柳宗元五言古诗之比较》等。苏渊雷文比较了韩柳。刘柳诗风的异同："大抵刘诗通俗处近元白，精深不及子厚而婉丽过之"，"刘、柳诗高于退之处，正以他们浸淫骚雅，厚于性情，深入民间。诗外别有事在，触目感怀，故能言之若是清拔郁结、异彼退之之故为高调，转成险急也。盖小诗精深，短章蕴籍，子厚较之韩刘，为尤突出。"赵昌平文的目的一方面是想对韦、柳诗的不同特点及其历史地位作一些新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是企图通过这一研究，对诗歌流派的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索。文章认为，韦应物的成就与功绩在于在大历诗风普遍因片面追求"理致清新"（ 《中兴间气集》序）而渐趋浮薄之际，能度越流辈，直接陶潜与王、孟之阃域，并以其独特的个性，出众的才能使清远诗派的传统格局，发出又一次绚丽的光彩。而韦应物的创作手法未能超出王、孟家数，特别是其高标独秀却缺少众芳环拱的现实，又说明了清远诗派发展至此，再走盛唐人的传统路子就势必前途越益暗淡。清远诗派的变革已成必然之势。正在此时，从盛唐杜甫起，中经皎然《诗式》进一步阐发，然而未为时世所重的，对谢灵运诗锻炼以求精粹，苦思以求自然的特点的卓越认识，至元和时由于韩、孟等人的弘扬而蔚为风气。于是，柳宗元就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保存清远诗派从陶谢以来真于情性，中丰外淡的特点的前提下，由谢诗之上述过去未被重视的一面开拓，从而创造了清远诗派的新格局。如果说韦应物是清远诗派传统格局的卓越后劲，那末柳宗元则是这一流派新风貌的先行。韦柳并称，今天应当从他们同是中唐时期此派诗人最高成就的代表着眼。韦柳有别，则应当是指出他们同中有异的创作特色，在诗歌史上占有各自不同的重要地位。至于历史上由唐宋诗分判而产生的倾向不同的韦、柳左右论，可以帮助我们对韦柳之异同加深认识，然而我们正不必步前人之后尘，再来对韦、柳强分左右高下。马自力前文指出，韦柳诗风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他们的创作倾向代表中唐诗变前期的诗歌发展趋势，在诗风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总体特征是"高雅清远"；马自力后文又将韦柳与大历十才子进行比较，认为天宝诗风所包含的三个创作趋势，到大历十才子那里一度中断了，而在韦柳手中却得到了延续。房日晰等文则指出，韦柳的诗表现出很强的冲淡美，其诗风接近陶、谢，但由于生活经历与审美情趣不同，诗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韦诗清旷，柳诗幽怨"。

五、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

作品整理和普及 本世纪的柳宗元作品整理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吴文治点校的《柳宗元集》，该集在版本校勘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是一部较可信赖的柳集。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国安笺释的《柳宗元诗笺释》，这是今人所作的第一部对柳宗元全部诗作进行注释、系年的著作。该书打破了原集序次，按作品年代先后重加编排，分为四卷，在柳诗作年考证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注释方面也比较精审，对所吸取的前人成果能一一注明，体现了谨严的学风；该书还尽量辑录了前人对柳诗的评论、解说，有关各诗者，附丽各诗之后；总论柳诗者，辑为一卷，隶于篇末，便于研究者参考。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仍未出现一部今人精校、笺释、系年三合一的，能够充分体现本世纪柳宗元研究最高水平的《柳宗元集校注》。

在柳宗元作品普及方面，本世纪学者也作了一些工作。本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柳宗元诗文选本不多，笔者仅见胡怀琛的《柳宗元文》。本世纪下半叶柳宗元的诗文选本比较多。就选本而言，要数文革之中出版的《柳宗元诗文选注》本最多，这些选注本虽然大多是应"评法批儒"之需，但其中有些选注本选注了前人从未注释过的柳文，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学术进步；而且这么多的选注本同时问世，客观上也起到了普及柳宗元诗文的效果。文革之后，又出版了一些柳宗元诗文的选注本，如贝远辰的《柳宗元诗文选》、胡士明的《柳宗元诗文选注》；译注本则有王松龄等的《柳宗元诗文选译》；范阳的《柳宗元哲学著作注释》则对柳宗元的哲学著作、论文进行注释，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对柳宗元哲学思想的研究。另外，金涛还主编有《柳宗元诗文赏析集》，收录了今人对柳宗元诗文名篇的赏析，因多是研柳有年的专家所撰，所以在普及柳宗元诗文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版本研究和"柳学"研究 本世纪对柳宗元文集的版本和流传进行专门清理和研究的文章甚为有限，仅见吴文治的《柳宗元集版本源流考略》和万曼的《唐集叙录·河东先生集》。

在"柳学"研究方面，应该说也是从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开始有意识地展开的。1981年10月湖南省内外的九十多名柳学研究者在湖南省零陵召开了柳宗元学术讨论会，这是本世纪召开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柳宗元专题研讨会，因而在柳学史上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1985年8月，柳宗元学术研究会在广西柳州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三十四名会员，经过热烈的讨论，确定了要把柳学作为专门学问来研究的宗旨和研究会今后的工作任务。在会后不久，柳宗元研究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柳学研究动态》，主要是汇集国内外有关柳宗元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新信息和新动态。到1998年4月止，该刊物已经先后出版了4期。1993年8月，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国唐史学会、山东大学、柳州市柳宗元学术研究会等单位发起，由柳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以"柳宗元与中国传统文化" 为中心议题的首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广西；柳州市召开了，这次大会有来自海内外的柳学专家70余位，共收到会议论文80多篇、论著8部，较全面地显示了本世纪九十年代初柳学研究的成果；也是在这次会上，成立了隶属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全国性的柳宗元研究会，这说明柳学研究已经全面展开。

在柳宗元研究资料方面，首推吴文治的《柳宗元研究资料汇编》。该书收录的资料，包括中唐以迄"五四"一千一百余年间带有代表性的评述四百六十余家，辑录图书四百八十余种，按时代先后顺序排列。选材以对柳宗元的思想、诗文创作等进行评述的资料为主，也选录了部分有关柳宗元生平事迹及考辨其作品真伪的重要资料，属于作品字义疏证的资料，也酌情收录。为人们进一步全面地研究柳宗元及其文学成就，梳理柳宗元研究史提供了方便。

有一些学者还对港澳台和国外的柳学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也有助于柳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如日本学者康川的《日本研究柳宗元的情况》、谢汉强的《台港柳学研究概况》、黄锦鋐的《日本研究柳宗元概述》等；另外，《国际柳宗元研究撷英》上有几篇相关的文章，如台湾学者方介的《台湾柳宗元研究概况》、日本学者笕文生的《日本柳宗元研究概况》，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