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可以说是李白的惊世之作，诗人以其变幻莫测、雄健奔放的笔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蜀道之难，艺术展现了古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险要地势，描绘出一幅嵯峨雄奇地蜀道山水图，它集司马相如地汪洋恣肆与屈原地雄奇瑰丽于一体，想象宏阔而飞动，壮景夸张而凝练，文气浩荡，横空出世，傲然高耸于大唐的诗空，引得历代文人为之折腰。无怪乎唐代大诗人贺知章读此诗时赞叹道：“读未尽，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唐]孟棨《本事诗》)。唐代诗论家殷蟠也称赞：“可谓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调”(《河岳英灵集》)。宋陆时雍叹云：“驰走风云，鞭挞海岳”(《诗镜总论》)。清代诗评家沈德潜更是盛称：“笔势纵横，如虬飞蠖动，起雷霆于指顾之间”(《唐诗别裁》)。

关于这首诗的主题，历来解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忧杜说：

此说出自唐末范摅所著《云溪友议》一书，为《新唐书·严武传》所采用，根据“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句，推说剑南节度使严武欲害房琯、杜甫，这首诗为担心房、杜安危而作。

2、刺琼说：

此说出自宋沈括《梦溪笔谈》，根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句，称此诗为讽刺章仇兼琼而作，章仇兼琼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至天宝五年(746年)期间曾任剑南节度使，是个善于媚上取宠的小人，李白写此诗是用来警戒朝廷防范章仇兼琼有反叛之心。

3、讽喻说：

此说出自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根据“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乡”“问君西游何时还”句，认为文中的“君”是指唐玄宗，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时逃难到蜀地，李白写此诗地目的是劝谏唐玄宗不要久留蜀地，而应心怀国家安危，回到长安。

4、咏蜀说：

此说出自明胡震亨《李诗通》，认为此诗自为“咏蜀耳，言其险”“风人之义远矣”。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亦持此说，认为这首诗只是歌咏蜀地罢了，“别无寓意”。

5、劝谏说：

此说出自《唐诗鉴赏词典》，从诗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出发，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认为李白当时已经看到太平景象背后正潜伏着危机，写作此诗诗劝谏唐玄宗预防割据者发动叛乱，并以十年后的安史之乱加以佐证，认为李白的预见是正确的。

6、送别说：

此说见复旦大学的《李白诗选》，从诗中“问君西游何时还”，“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和李白后来的诗作《剑阁赋》、《送友人入蜀》，推测李白极言蜀道艰险难行，表现诗人对友人入蜀安危的关切，希望友人早日归来。

7、仕途说：

此说认为此诗表面写蜀道的艰险，实则写仕途坎坷，反映了诗人在长期的漫游中屡遭踬碍的生活经历和怀才不遇的愤懑。此说见周丽洁的《李白》。

8、歌颂说：

此说认为全诗反复咏叹“蜀道之难”，实则是在极力歌颂历代蜀道开拓者的那种大无畏的崇高牺牲精神，表现了对彻底征服“蜀道之难”的一种呼唤与希求。此说见王克俭《李白诗选》。另外人教社高中语文课本认为这首诗“气魄宏伟、豪迈，充分显示了诗人的浪漫气质和热爱祖国河山的感情”。

针对以上八种解读，孰是孰非，我们可以根据李白的生活经历和前期的思想发展，再联系此诗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的社会史实，一一辨析，便可得之真谛。

对于前三种解读，明胡震亨在《李诗通》中曾加以考证。予以批驳，“兼琼在蜀，无据险跋扈之迹。严武出镇在至德(756年)后，玄宗幸蜀在天宝末，与此诗见赏于贺监(贺知章)在天宝初者，年岁亦皆不合。此数说似并属揣摩。”并认为“必有一人一时之事，不几失之凿乎?”胡之“咏蜀说”虽见解独特，但思想过于狭窄。“劝谏说”纯属主观臆测，荒谬之至。“送别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抓住文中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一叶障目。“歌颂说”则更是胶柱鼓瑟，牵强附会，荒唐可笑。而“仕途说”则颇有见地。

笔者在此想从李白前期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来探寻《蜀道难》的主题真谛。根据众多史料记载，李白于公元701年生于中亚碎叶城，五岁时随父定居四川绵州昌隆。少聪敏，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又因生于西域，受其文化影响，好剑术，仗剑任侠，常常“高冠佩雄剑”(《忆襄阳旧游赠济烱马少府巨》)。他一生酷爱宝剑，走到哪里都佩剑在身。读史书，也是最喜欢读那些刺客和义侠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剑是他人生的武器，是他豪情的体现，更是他凌云壮志的象征。

开元六年(718年)，李白来到距家不远的梓州，在这里他拜访了一位隐居山中多年的处士──赵蕤，赵蕤不仅学贯古今，而且好击剑任侠，喜各种杂学，尤其对科举之途十分鄙视，称之为误人之途。李白和他一起击剑啸吟，休仙炼道，一起开怀畅饮，笑谈历史，成为一对真正的忘年交。在赵蕤的影响下，李白不仅确立了治国平天下的勃勃雄心，而且坚定了不以科举仕进之途涉足政坛的决心。可以说赵蕤的思想影响了李白一生，也铺就了他后来的充满荆棘坎坷的仕进之途。

开元十二年(724年)，当时唐朝正处于开元盛世，盛唐蒸蒸日上的气象激发起李白建功立业的强烈的进取心，李白“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为宋中丞自荐表》)，抱着对前途的美好憧憬，“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踏上探求仕途的道路。他怀揣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星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远大抱负，能够“安社稷”“济苍生”(《梁园吟》)。但由于受赵蕤思想影响，加之自己豪侠放荡不羁的性格，他不愿象多数读书人那样通过科举考试而踏上仕途，慢慢晋升，而是“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希望走一条游说人主，由布衣一举而成为卿相的仕进之路，像当时马周、卢藏那样“以隐求仕”的“终南捷径”。于是他出夔门、临江陵、游洞庭、下金陵、往扬州、历会稽、登越州、访苏州，广泛交游，到处干谒，或求仙访道，或隐逸山林，以培养自己的声望，得到达官贵人的举荐，而实现得到天子征召的雄伟愿望。然而这次出游并没有像他所相像的那样顺利，反而让他更深刻地体验到了人世的炎凉，最后就像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所总结的一样，在这三年里他“悲歌自怜”，“席不暇暖”、“南徙莫从，北游失路”。只好怀着失意困顿的心情于开元十五年(727年)来到司马相如所夸赞的云梦泽──安陆，由此开启了李白人生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也标志着李白第一次求仕之途的失败。

在安陆，李白虽自称“酒隐”，实际上是他为自己政治前途奔走最努力的一个时期。他酒隐安陆，实际上是心悬魏阙，以隐养贤，博取声誉。他频频地结交当地的官吏，一会儿上书自荐，一会儿赠诗抒怀，一会儿面见陈情，通过种种努力来展示自己的诗才和政治抱负，他先后拜访安州都督府长史李京之、以及继任的裴长史，他先后写下了《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和《上韩荆州书.》，历数生平，屡述抱负，情意恳切，毛遂自荐，但这一切的努力皆未奏效。在安陆他还娶了高宗时的宰相许国师的孙女为妻，许家在安陆是名门望族，李白应承这门亲事，多少也许掺和了一些政治因素，但此时许府已在朝廷失势，和许家的婚姻也没有给他仕途带来什么好处，甚至遭到一些人的嘲讽。至此，他在安陆的一切政治外交全都宣告失败。

但李白决不是一个轻易放弃自己理想的人，他对自己的才华充满十二的自信，在安陆政治外交失败后，他于开元十九年(731年)又亲自奔赴长安，再次谋求政治的出路。但威严的皇宫，让他想进却进不去，满城的官服，使他深知他还不是长安的主人。于是他寄居长安城南的终南山，因为这里聚集了许多走不通或干脆不愿走科举之途的文人雅士，他们希望能像卢藏一样达到走“终南捷径”的飞黄腾达的目的。在这里李白广泛结交王孙公子，经过努力，他先后认识崔京之、张洎、张掓等人，而这些人只是花花公子罢了，当然不会对他有什么帮助。他还希望能与玉真公主(唐玄宗的妹妹)相逢，通过玉真公主引荐，“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玉真仙人词》)，却始终没有能够相遇。“我欲攀龙见明主”，“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梁甫吟》)，李白欲见明主的愿望终因权贵的阻挡而无门可入。第二年暮秋，李白悻悻然地出游长安附近地邠州、坊州，遍寻知己，希望能在皇城边上寻到知己推荐，然而这些知己位卑职微，也爱莫能助。此时，他已贫困潦倒，“长风入短袂，内手如怀冰”(《新平少年》)。仕进无门的郁闷，弹剑豪门的屈辱以及斗鸡风波的愤怒，使李白感到从政之途的艰难，并由此而感到了整个人生之路的坎坷。“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一千多年前三闾大夫的泣血慨叹，如今是那样深深震撼着李白。当此困于长安之时，李白对当年屈原因“荃不察余之中情”而长歌当哭的心情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甚至像屈原那样以香草美人作喻，写了一首《长相思》来表达自己事君不能的极度苦闷的心情。李白以美人比喻他朝思暮想的唐玄宗，以爱情象征自己的思君之情，诗中写道：“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人类感情，爱情为至，自己与玄宗虽近在咫尺，却又远隔千山万水，李白以这种刻骨铭心的男女相思极写出自己事君不得的内心痛苦，可见其心之赤，其情之烈。接下来李白又写下了三首《行路难》，披肝沥胆，直抒胸臆，将安陆遭馋的冤屈，长安遭拒的痛苦，毫无遮拦，痛快淋漓地发泄出来，发出“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不称情”、“昭王白骨萦菱草，谁人更扫黄金台”的诘问，以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呐喊，最后诗人心怀未酬的壮志满腔的悲愤高呼一声“行路难，归去来”离开了苦苦追求三年的长安。

就在李白决定离京之际，好友陆调设宴为他饯行。在宴席上李白与陆调的同乡好友王炎相识。王炎也因久居长安，无所遇合，准备到蜀中漫游，寻求官职，便请李白写诗留作纪念。李白想到王炎此去蜀道的艰难险阻，又想到自己仕进之途的坎坷崎岖，以及对人生茫然无望的痛感，百感交集，思绪喷涌，最后一条集自然之奇险与人生之艰难的“蜀道”，如蛟龙般从李白胸中轰然冲出。诗人借蜀道的艰险喻仕途之坎坷崎岖，抒发了事君无路报国无门的愤懑之情。全诗文气浩荡而又一折三叹，诗中有嗟叹之声，追悔之意，然而更多的是长歌当哭，读之令人回肠荡气，因而《蜀道难》既是一幅峥嵘嵯峨的蜀道山水图，更是一首慷慨激昂的浩然悲歌。尽管诗中不断劝阻行人不要去蜀道盘桓，“畏途巉岩不可攀”，“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但蜀道神奇的传说和雄伟的气势，五丁开山，枯松倒挂，飞湍争豗，万壑雷鸣，既使人望而生畏，惊心动魄，又令人感奋，诱人攀援。所以，李白初入长安三年，一无所获，满怀“羞为无成归”的心情作别长安回到家乡稍作修整不久，内心中那种“济苍生”的鹏鸟振翮之志又使他踏上像蜀道一样的人生旅途，使他在这条充满荆棘崎岖坎坷艰险的“蜀道”上不断攀援。

《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社会时代背景不同，诗人的身世经历不同，人生理想、价值追求及其审美习惯不同，都决定了作品的风格和情感主旨各有特点。只有“知其人，论其世”，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才能把握诗歌的趣旨，体会诗人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