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是一篇名文，高中语文必修一也选了，自然是因为它因事见理之理，对我们现在还有教育意义。为了受教育，读文章无妨断章取义；至于评价文章，就要兼考虑义理之外的其他方面。最近我把这篇文章又读了一遍，对于有些问题，如写法究竟好在哪里，记游而大发议论合适不合适等等，有些粗浅的想法，写出来供研讨此文的人参考。此文的受人重视，主要在于它宣扬了无论是求学问还是建功立业，都要勇往直前，求登峰造极，得其究竟，而不畏难苟安，人云亦云，半途而废。这个道理之为正确，重要，显而易见，因而说这方面是文章的优点就不成问题。──这都可以不谈。以下着重谈别的方面。

游记一类文字，辞章之美很重要。柳宗元《永州八记》是名文，很多人喜欢读，主要原因之一是辞章好。就这一点说，《游褒禅山记》就差一些。是文笔的造诣有高下吗？似乎不好这样说。辞章的高下不同，大概是出于另外的原因。可以想到的有以下几种：１、荆公此文，名曰游记，而重点是讲道理，所以不想绘影绘声地描摹景色。２、荆公好游而象是不喜欢或不惯于写游记，如文集中游记很少，一篇《鄞县经游记》也写得平平，有如记帐。３、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荆公行文，常常漫不经意，一挥而就。《宋史·王安石传》说：“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这是因为他才大，志大，不惯于在文字的雕琢上多下工夫（自然不是篇篇如此，因为还有修润“春风又绿江南岸”的传说）。这样，日子长了，大醇小疵也就在所难免。如他的《钟山绝句二首》里有一句，“一鸟不鸣山更幽”，与流传的王籍名句“鸟鸣山更幽”相比，不但语拙，意思也难通。又如他著《字说》，灵机一动，专以会意解释字义，苏东坡同他开玩笑，问“坡”字何义，他说：“坡者，土之皮。”苏东坡说：“然则滑者，水之骨乎？”即以这篇《游褒禅山记》而论，如“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也写得颇为缠夹，既然已经“漫灭”，为什么“其为文犹可识”呢？象这类地方，都失之胆大而心不细，我们也不必为贤者讳。不过无论如何，这总是小疵，我们读古人作品，不妨舍小疵而取其大醇。大醇为何？我个人以为，是“文如其人”。王荆公是大政治家，为救国救民而变法，大气磅礴，百折不挠，至于传说的不拘日常小节，如少洗脸，不更衣，须上生虱等，也许正是值得称赏的吧？

辞章之外，读《游褒禅山记》时会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记游而大发议论，这种写法究竟如何。古人写游记，常用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单纯描画所见，如《徐霞客游记》，姚鼐《登泰山记》等。一是于所见之外，兼写一些因所见而引起的感慨，如杨士奇《游东山记》，末尾说到“人生聚散靡常”，邵长蘅《夜游孤山记》，末尾对比贾似道与林逋，以寄一时的兴会。荆公此文就大为不同，记游部分轻描淡写，一掠而过，议论的话却说得很多很重。与一般游记相比，这种写法是重点写有所“悟”，所以无妨谓之为变格。对于这样的不同寻常，我们应该怎样看呢？这可以分作两个方面探讨：一是何以这样写，二是这样写好不好。

变格的由来，我个人以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推求：一是作者的时代，二是作者的为人。

先说时代，是宋朝。我们都知道，宋朝是理学盛行的时期。理学讲些什么，今天看来，应该如何评价，这些与本文关系不大，可以不谈。只是有一点要指出，就是理学家惯用的所谓“格物、致知”的办法，正是“因事见理”。自然，因事见理也是古已有之的，如庄子的道在屎溺，墨子的见染丝而叹都是。不过到了宋儒就于今为烈。这原因是他们学了佛家的禅宗（虽然口头上大力辟佛），而且要比汉儒更进一步，穷追圣经贤传的微言大义。他们着重讲的大道理，有心、性、诚、敬，尤其是形而上的太极、阴阳等，都是玄之又玄的，离开事物就更难理解，因而他们从禅宗老衲那里引进一些办法，以眼前事物寓玄理，并且用人人都懂的大白话，即所谓语录反复阐明之。这样做，时间长了，人数多了，自然就成为风气，我们称之为道学气也好，总之，是习惯成自然。例如《论语》的“莫春者，春服既成”一段话，旧注只是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生值乱时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时，志在为政。唯曾皙独能知时，志在澡身浴德，咏怀乐道，故夫子与之也。”夫子所与，不过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一点点意思。可是到朱熹笔下就不同了，注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这个“妙”，我们现在看来就莫名其妙。宋儒的因事见理，不只常见于文，而且有时见于诗。例如也是刚引过的朱熹，写过一首《观书有感》，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还有一首，题目是《泛舟》，诗云：“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源头活水”，“中流自在”，显然都是禅语，表面言事而实际是讲道理。这样的诗，王荆公也偶一为之，如《登飞来峰》云：“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显然也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荆公不是理学家，他志在救国救民，要“行”；理学家则醉心于“思”，思太极、阴阳等等，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想入非非。这是一面。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荆公虽然是大政治家，于学却无所不通。文章和诗词，在宋朝都是第一流。旁至于理学、佛学，他不只是通，而是精通。他写过《原性》《性说》等文章，而且自信为前无古人。他还作过《楞严经疏解》，也自信为成一家言。因此，我有时想，杰出如王荆公，在学问文章方面，或者也不免沾染一些时代的风气；如果这个猜想还有些道理，则这篇游记用了因事见理的写法（不是“人”的“思想”，是“文章”的“写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写的另一个由来是作者的为人。荆公的为人，大家都很熟悉，才高，志大，有见识，有魄力，无论是治学还是建功立业，都要求登峰造极。他的《忆昨诗示诸外弟》里有句云：“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游褒禅山记》是三十四岁所作，他拜相在五十一岁，这篇游记中的大议论，正是壮志未酬的真实反映。写此文之后的十几年，他掌政了，果然就象文中所说，“尽吾志也”，“可以无悔矣”。总观他的一生，变法；训释《诗》《书》《周礼》，成《三经新义》，颁之学官；黜《春秋》，说它是断烂朝报；著《原性》之类的论文，不只驳杨朱、韩愈，而且驳孟子、荀子（杂文《读孟尝君传》驳世人皆称孟尝君能得士，而说孟尝君是鸡鸣狗盗之雄，也属于这一类）；创诗词集句，开后代集句的风气；等等：可以说件件（至少主观上）是登峰造极。无怪乎《宋史》说他：“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象这样的为人，在游记中发一些不甘于“夷以近”的大议论，正是不足为奇了。

最后谈谈这样不同常格的写法，我们究应如何评价的问题。这显然是个难题，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且说我自己的看法，是大有可取。理由有三：一，这类变格也是古已有之。例如《史记·汲郑列传》的“赞”曰：“夫以汲黯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应该评论汲郑二人的功业而专说世态炎凉，这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变格。又如曹操《祀桥太尉文》中有这样几句：“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庄语之中忽而插入玩笑话，这也是变格。还有变得更厉害的，如韩愈的《送孟东野序》，通篇大谈其不平之鸣，说到孟东野只寥寥几句。即此可证，变格也未尝不可，有时甚至更好。二，古已有之是旁证，更重要的理由是，就《游褒禅山记》说，这样写效果更好，因为因事见理，则玄远化为切近，读者更容易悟入，换句话说，就更容易说服人。三，从文章作法方面考虑，变格的灵活性也有教育意义。俗话说，文无定法。从读者方面说，我们更应该尊重作者的自由。某一个主题，或某一点点意思，可以用这个体裁表现，也可以用那个体裁表现。体裁确定之后，次序，组织，甚至措辞，也可以千变万化。小题可以大作，大题可以小作，还可以连类而及，声东击西，等等。当然，变要有变的规矩，不能随笔乱写。规矩是什么？无非是不离主题，能够同样或更好地达到写作的目的，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这个道理容易说，也不难理解，不过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千篇一调的文风正在风靡一世的时候。练笔自然不可少，而知道如何能不陷入流行八股的泥塘，也同样是重要的。就这一点说，王荆公这篇不同流俗的文章也是值得我们深入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