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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中概念的滑行
 更新时间:2024-03-28 17:06:25

“师”无疑是韩愈《师说》中的最核心的概念,文章一开始就给“师”下了一个定义:“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作者在文中给“师”确定了一个特有的内涵,这似乎是明白无误的。

《师说》中概念的滑行

但有意思的是,就在《师说》这一篇文章中,“师”这一概念的内涵却是有变化的。

人们都注意到韩愈所说之“道”指的是儒家思想,是孔孟之道,而非别的,却忽略了“师”也应有其特定的内涵。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既然“道”是如是所指,那么“师”当然也就是指传授孔孟之道的师了。进而,所谓“受业解惑”也应当都是指对儒家思想的学习了。可是从第1段的内容来看,这样的理解又是有问题的。接下来作者在从人们知识的来源这个角度分析从师学习的必要性时,却不是从“道”的角度,而是从“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的角度来说的。这是很明智的做法,因为不管是谁,出生之时都是懵懂无知的,要获得知识必须学习;但从人最初学习的对象来看,显然已不是他前文所说的“道”,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学习的儒家之道,否则,其他学派就不会出现了。这里有转移话题的嫌疑,但是却带来一个巨大的好处──问题一下子简化了,既然一切都是后天学得,那么“道”更是如此了。但是我们要始终记住,作者要证明的是对儒家思想的学习,而非一般性的学习,所以他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话锋一转,又回到“道”上来,讲择师的标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至此作者讲了两层意思:一是从师的必要性,一是择师的标准。但从前者到后者有一个滑行的过程,前者讲的是“解惑”,后者讲的是“师道”,虽然都是针对“师”,但前者其实是一般意义上的师,后者却是儒家之师。

在后文批判士大夫“耻学于师”之时,作者又申明:“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再次给他所谓的“师”加以界定:这个“师”不是“彼童子之师”,而是指像古之圣人那样的有“道”者。这显然与他在前文讲的“惑而不从师”中之“师”含义有别,但是这样的申明作者并没有坚持到底。在接下来的议论中,他把士大夫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称赞这些“君子不齿”的人“不耻相师”,可是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师”不是作者所谓的“传道受业解惑”之人,而是实用技艺的传授者。因此,在这一部分,他的“师”的概念有了第二次滑行,即由儒家之师滑到了传授技艺之师。

在论述“师”与弟子的关系时,作者谈到了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四人,虽然他们并不都是儒家学派的人物,但是因为以他们为师的人是孔子,且孔子向他们学习的内容也正是儒家主张的礼乐之类,因而我们也就没有什么怀疑的了。不过在最后讲到李蟠向作者学习时,作者极力称赞他“能行古道”。固然作者自己是以复兴儒道自居的,但是从本文的内容来看,李蟠爱好的是“古文”,可见此时的韩愈为李蟠担当的大概仍是他所说的“童子之师”吧。所以在文章的最后,“师”的概念又从儒家传道之师滑到了传授古文的“童子之师”。

虽然在这篇文章里核心概念的内涵一变再变,却并没有使文章减色,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以为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最根本的是作者观点的正确性和先进性。文章中“师”这一概念虽然有几种不同的含义,但是作者并没有用这个多义的概念一贯到底地论述一方面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针对每一问题都提出了超越时代的光辉思想,如所有的人都应当从师学习,择师的标准不在年龄的长与少而在掌握知识的先与后,等等。

其次,作者在解释“师”这一概念时,从“传道受业解惑”三个方面来界定,在行文过程中或从某一方面或从整体来使用这一概念,虽然具体内涵有变化,但并没有完全脱离作者对它的界定。

第三,得益于“道”“业”“惑”这些概念本身的模糊性。这些概念在阅读中需要读者再作生发,因而使文章具有了极强的适应性。正如现在人们谈到教师的作用时还爱引用“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句话一样,虽然我们现在所说的“师”早已不是韩愈所说的传授儒家思想的人了,但却自然而然地赋予“道”“业”“惑”以新的内涵,因而“师”也就变为现代意义上的老师了。

──原载《语文教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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