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关汉卿，号己斋叟，金末元初大都（今北京市）人，元代杂剧的代表作家，与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一同被称为“元曲四大家”，并居“元曲四大家”之首。生卒年不详。他一生“不屑仕进”（［元］朱经《青楼集·序》），生活在底层人民中间。他是当时杂剧界的领袖人物，与当时许多戏曲作家、杂剧演员有着密切联系。元末熊自得《析津志》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明代臧晋叔说他“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明初贾仲明《录鬼簿》说他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他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他是一位熟悉舞台艺术的戏曲家，既是编剧，又能登台演出。关汉卿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自述“通五音六律滑熟”，“我也会吟诗，会篆籀，会弹丝，会品竹。我也会唱鹧鸪，舞垂手，会打围，会蹴鞠，会围棋，会双陆”，“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可见他的才艺、生活和个性。所作杂剧六十余种，今存十八种，其中有几种是否为关汉卿所作尚有争议；所作套曲十余套，小令五十余首。他的戏曲作品题材广泛，大多暴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表现了古代人民特别是青年妇女的苦难遭遇和反抗斗争，人物性格鲜明，结构完整，情节生动，语言本色而精练，对元杂剧和后来戏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元杂剧的形式（杨栋）】

一、折、楔子和本

杂剧剧本的体例十分精严，一般由四折一楔子构成一本，演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少数作品也有一本分为五折或六折的，还有用两个楔子的。通常一本就是一部戏，个别情节过长的戏，可写成多本，如王实甫《西厢记》共5本21折，杨景贤《西游记》6本24折，每本戏仍是 ４折。这很像后世的连台本戏或连续剧。一本戏限定由男主角（正末）或女主角（正旦）一人歌唱，其他配角一般都只能道白不能唱。由男角主唱的叫末本戏，女角主唱的叫旦本戏。

折，首先是剧本情节的一个自然段落，可以是一场（一个固定场景）戏，也可包含多个场次；另外又是剧曲音乐的一个单元，每折由一个有严格程式的套数构成。

楔子，只唱一二支曲子，篇幅比折短小，位置也不固定。一般放在剧本开头，对人物、故事进行简要的介绍或交待，其作用相当于引子或序幕。也有一些放在折与折之间，则是为了剧情的过渡或联络，与后来的过场戏相类。

二、角色行当

角色与行当同义，是中国戏曲根据剧中人物的性别、身份、年龄、品质与性情等因素综合概括出的各种性格类型。与此对应，演员也根据自己的应工分为不同的行当。元杂剧的角色有旦、末、净、杂四类。旦是女角，除了正旦的女主角，还有小旦、贴旦（可省作贴，一般为丫环）、搽旦（不正派的女人）等配角；末是男角，正末为男主角，外末（正末之外的男角）、冲末（开场之末）等为男配角；净类似京剧的花脸，一般为性格刚猛的人物（可扮男，也可扮女），也包括丑角的反派人物。元杂剧中原没有“丑”的行当，明刊版本中的丑是明人参照南戏增改的。杂是上述三类不能包括的杂角，例如，卜儿（老年妇女）、徕儿（小男孩）、孤（官员）、洁（和尚）、驾（皇帝）、邦老（强盗）等。

杂剧剧本通常只在人物第一次出场时写明“旦扮×××”或“末扮×××”，以后则只标角色，不注人名。这是在阅读剧本时要预先了解的。

三、曲词

曲词是杂剧的歌唱部分，由正末或正旦演唱，主要用以展示人物心理，抒发情感，有时也用来交待剧情，具有抒情兼叙事的双重功能。因为这种曲词采用的是曲牌体，即由一个个固定的曲调联缀的组歌，而且在剧中占有主导的地位，所以往往以此指代元杂剧，称之为曲、北曲、元曲等等。

杂剧剧曲的编排有一定的程式，四折戏用四个套数，每个套数都有固定的宫调。元杂剧共用九个宫调，即所谓“五宫四调”：仙吕宫、南吕宫、中吕宫、黄钟宫、正宫和大石调、双调、越调、商调。每个宫调下都统帅着若干曲牌，每个曲牌都有一定的音乐旋律，与之配合的文词也有一定的格式，即格律。

曲律与诗词不同，采用中原音韵的新四声。其特征是“平分阴阳”和“入派三声”，即平声分化为阴平与阳平两个声调，入声消失，所有入声字都流入平上去三声之中。这与今日普通话的声调很相似。曲文押韵也用《中原音韵》所归纳的“东钟”“江阳”等19部，可以平仄通押。此外曲比诗词韵脚繁密，一般句句押韵，而且每套都要一韵到底，不得换韵。

曲文创作就是在一定的音乐框架中“填词”，必须遵守曲牌规定的字数、句数以及平仄格律等定式，这与宋词的写作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曲文与曲乐的配合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可以随时增添衬字、衬句，也可减字减句。因此杂剧曲文显得灵动活泼，口语性很强，实际上是一种解放了的新诗体。

四、宾白

元杂剧中的道白，称为“宾白”。对此前人有两种解释，一说“唱为主，白为宾，故曰宾白。言其明白易晓也”。（徐渭《南词叙录》）一说“两人对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单宇《菊坡丛话》）前一说有字义学根据，较为正确。

杂剧道白的样式很丰富，除了对白、自白，还有“带云”（歌唱中附带的说白）、“背云”（旁白）、“内云”（后台人员或角色与台上角色的对话）等。这些都属于口语化的散文白，与此相对，还有韵文白。如上场诗、下场诗以及常见插入的通俗诗词，就都是由人物当场念诵的。可以说后世戏曲的各种道白形式，在元杂剧中已是应有尽有。

五、科范

元杂剧的表演“唱念做打”俱全。科范就是做与打的做工表演，一般简称“科”，在南戏中则称作“介”，或通称科介。徐渭《南词叙录》说：“相见、作揖、进拜、舞蹈、坐跪之类，身之所行，皆谓之科。”元剧中的科，除了徐渭所说的动作表演，还有其他两种指义。一是规定某种特殊的情感表演，如“做忖科”，即做沉思的样子；“做哭科”“做笑科”，就是要求进行哭或笑的情感表演。二是指某种特定的舞台音响效果。如《汉宫秋》中的“内做雁叫科”、《窦娥冤》中的“内做风科”，就是要求后台根据剧情制造出雁叫或刮风的音响效果。

六、题目正名

元杂剧结尾有“题目正名”，用两句或四句对偶句总结全剧内容，交待剧名。它不是情节的组成部分，其功能在于广告宣传，可能在演出结束时由演员在下场前念出和写于戏报上。一般取末句作为剧的全名，取末句中最能代表戏剧内容的几个字作为剧的简名。如关汉卿《窦娥冤》的题目为“秉鉴持衡廉访法，感天动地窦娥冤”，末句为全名，最后三字即简名。

──选自《中国古代戏曲专题》，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元杂剧分析欣赏举例》之《窦娥冤》（顾学颉）】

《窦娥冤》，是一本取材于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著名的悲剧。读了这本悲剧，没有人不感到同情、惋惜和愤恨的。它给人一种窒息和压抑的感觉；同时，也给人以强烈的要求改变这种压抑的启示。从窦娥一生的遭遇中，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人民共同的不幸，尤其是妇女的不幸。在她短短的一生中，遭到失母丧夫的打击，高利贷的毒害，泼皮流氓的欺压，贪官污吏的毒刑和判决。这种种不幸和灾难，一下吞噬了她的青春和生命，从而交织成了“惊天动地”悲惨无比的大悲剧。

大悲剧的造成，主要原因有二：间接原因是高利贷剥削，直接原因则是官吏贪污、狱刑黑暗和恶霸横行。其间又掺杂着虽属次要、但却是对事态发展有影响的一些原因。

高利贷是封建剥削的特征之一，而元代则达到了最高峰。元王朝在至元时由政府设立“斡脱所”，作为官营高利贷的法定机关，派回回人经营其事。帝王、后妃、贵臣、军官及寺观僧道、豪强地主，都通过这个机关进行高利贷剥削。地方上的土财主则开解典库（当铺）作为私营高利贷的处所。私人间的借贷也按照官府所订利率计算。例如本银一锭，满一年，本息共二锭；满十年，本息共一千零二十四锭。这种利息叫做“羊羔儿息”。满期，债户无力偿还，那么债户的牲畜、房屋、田地以及妻室儿女便当作抵押品被抢夺走；再不够，就连累到子孙、宗族和亲友，要他们代偿或作抵押。这类事，在宋元人公私记载里数见不鲜；元杂剧中更有着普遍的反映，“羊羔儿息”已成为最流行的话头在口头上使用着。本剧一开始就从高利贷这条线索入手，它的罪恶活动与可怕的后果，一直在支配着剧中每个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发展。窦天章还不起蔡婆的银子，才不得不把女儿送给蔡婆做童养媳，第一步就注定她失掉自由而堕入只能听从命运摆布的境地。接着，赛卢医也因债务的追逼，起了坏心，企图勒死蔡婆来摆脱高利贷的束缚，因而发生了犯罪行为。刚巧被泼皮张驴儿父子碰见，救了蔡婆。这样一个偶然机会，为他们向蔡婆索取报酬——勒逼成亲开了大门。同时，也是后来张驴儿威逼要买毒药而赛卢医不敢不卖，及误毒死自己的父亲的张本。剧情一步紧逼一步，趋向高潮，都是以高利贷为其有形的、无形的线索，并由此而很自然地引渡到张驴儿父子的身上。

张驴儿这类泼皮无赖，在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也是种族压迫的象征之一。他们大多数是蒙古人或色目人，以属于统治种族的游民身份，依仗着与统治者的某些关系，到处游荡，惹是生非，向北人、南人进行勒索、讹诈和侮辱。由于他们过分扰民，不利于元王朝的统治，元统治者才不得不为此召集大臣们商议对付这伙坏蛋的办法，官书中也屡有禁令，但都无多大实际效果。不难想象，这件事不简单，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是人民痛心疾首最不易对付而又经常可以遇见的一种恶势力，最高统治者对之也颇感棘手。张驴儿父子对于窦娥婆媳的威逼、家室财产的强占和淫侮人身的企图，正是上述那种泼皮无赖（实际是元统治者的社会基础）具体形象的刻画，那种社会黑暗现象的典型描绘。

等到张驴儿下毒阴谋未逞，反而误毒死自己的父亲时，又乘机威逼窦娥，仍未达到目的。闹到衙门以后，作品就转入另一条线索，以衙门的暗无天日、官吏的贪污昏聩和毒刑冤狱──阶级压迫、黑暗统治为暴露的主要对象。而这一切，正是元王朝统治下的主要特征。

本剧并未正面写官吏受贿，但从侧面透露了一点消息。负责审理这件人命官司的楚州太守桃杌上场就念：“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当告状人向他跪下，他也赶忙跪下，并解释说：“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这些说法，虽是元杂剧里常用的滑稽打诨的套语，如：“我做官人只爱钞，再不问他原被告；上司若还刷卷来，厅上打的狗也叫”（见《救孝子贤母不认尸》）；“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可了”（见《灰栏记》）；“官人清似水，外郎白如面；水面打一和，糊涂成一片”（见《魔合罗》）；但我们不应该把它们当作通常的插科打诨来看待。实际上，应该看作是作者鉴于当时环境和禁令，有不能明白直写的苦衷，故意用些与剧情似有关似无关的闲笔，逗乐取笑的陈套，使人看了不露痕迹，以旁敲侧击的巧妙手法来揭露、讽刺官吏的贪污腐化。最后，让窦娥鬼魂明确地说出“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的话，与“要金银”“衣食父母”的说法前后呼应。可见那些看似闲笔的打诨的话，实寓有深意，是正面的话，而不可等闲看过。

全剧布局重点是放在衙门的黑暗和受害者的坚决反抗上的。这就不难窥见作者创作意图之所在了。像这样一桩人命公案，负责审案的官吏并未详细审问，研究案情，弄清真相；而只是一顿毒打，屈打成招，草草了事，视人命如儿戏。所谓“人是贱虫，不打不招”，成了官吏逼供的普遍用语和最方便的方式。窦娥当然也逃不了这样的毒刑，她被打得──“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这类毒刑打拷，在元剧里也有着极普遍的详细的描绘和反映。甚至比较开明一点的官吏对之也发出无限感叹，作了一个真切的比喻：“……俺这衙门如锅灶一般：囚人如锅内之水，祗候人比着柴薪，令史比着锅盖。怎当他柴薪爨炙；锅中水被这盖定，滚滚沸沸，不能出气，蒸成珠儿，在那锅盖上滴下，就与那囚人衔着冤枉滴泪一般。” ──这个比喻很形象，的确道出了衙门的残酷、黑暗和囚人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痛苦、冤屈和绝望。不正是这样吗？窦娥这场冤狱的造成，酷刑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它对坚贞不屈的窦娥本身不起作用，但要用之对付蔡婆以威胁窦娥的时候，善良的窦娥，却不得不以自己的死来代替婆婆的受刑了。看来，贪污、酷刑、冤狱三者结成不解之缘；可以说：贪污是造成冤狱的必然原因，冤狱是贪污的必然结果，而酷刑则是联系着两者的锁链。多少个善良的窦娥屈死在这条锁链之下呵！“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是对当时统治者血腥罪行的控告，是被压迫人民忿怒的呼声！

窦娥，这个至死不屈服的反抗形象，具有既十分柔顺善良，自我牺牲，又十分倔强坚定，生死不渝其志的性格。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性格的优良传统。她虽年轻守寡，但对婆婆非常孝顺，决定侍养婆婆到老。当官吏要对蔡婆用刑时，她用自己的生命来解救婆婆的危难，这是超乎寻常人所谓“善良”的范围的。临刑之前，还央告公人们往后街走，怕在前街遇见婆婆，引起老人的伤心和气愤。──她为婆婆想得太周到了！然而对婆婆的要求却仅仅是死后过年过节时，“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说得多么委婉可怜，多么令人同情！甚至她做了鬼魂，案情大白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嘱告自己的父亲收养蔡婆。──这是她性格的一方面。

她对蔡婆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但并不是毫无条件地顺从；反之，她认为不合理的事情，仍然据理力争，甚至严辞责备。当蔡婆引狼入室的时候，她极力劝阻蔡婆不应对张驴儿父子抱任何幻想。甚至用“怪不的女大不中留”等一连串的俏皮话，讽刺这个六十多岁还准备嫁人的老太婆。老太婆之所以终于没有招张驴儿的父亲做“接脚”，当然是受了媳妇的影响。窦娥自己呢，不用说，不听张驴儿的花言巧语，不受他的调戏侮辱，更不受他的威胁逼诱，一句话，她是个硬骨头，不屈服于任何恶势力之下。她敢于痛骂：“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而要“将滥官污吏杀坏”。她敢于痛骂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天地鬼神：“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惊心动魄，痛快淋漓的质问，直问得“天地”也哑口无言。她，以及广大的人民，被压抑在深心的反抗怒火，终于会像火山一样迸裂出万丈火焰，照亮一切黑暗，烧毁一切不平。伟大的剧作者深深知道这一点，以他浪漫主义的巨笔，大胆地发下三大坚定的誓愿，大胆地使它──实现，表现了窦娥、表现了广大人民、也表现了剧作者自己战斗的信心，胜利的信心。──这是窦娥的性格的另一个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

窦娥，是善良的，同时又是战斗的、反抗的。她的善良，用在对待自己的亲人、受迫害者；她的反抗，用在对付作恶的坏人、压迫者。关汉卿塑造的这个伟大形象，给予了当时和后代以巨大的鼓舞和启示。

──选自《元明杂剧》，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窦娥冤》的结构（陈俊山）】

《窦娥冤》，正名叫做《感天动地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之一，写于他的晚年。的确如“正名”所标，这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大悲剧。它通过当时人民中间一个最普通的青年妇女的不幸遭遇和冤案，深刻揭露和控诉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与黑暗，愤怒鞭挞了无心正法、草菅人命的封建统治者的罪恶，热情歌颂了被压迫、被迫害的妇女们的斗争精神和坚强性格。

这个杂剧，概括的社会生活是相当丰富的，今天的读者不难从中看出元代社会的面影：放高利贷的现象；流氓恶霸的横行；官吏们的贪赃枉法；下层知识分子的穷困潦倒；被压迫的妇女们得不到生命安全、财产保障；人民的愤怒和怨恨成为时代的情绪，等等。这些在剧作家的笔下得到了相当深广的艺术再现。《窦娥冤》所表现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政治意义，几乎远远超过了当时所有的杂剧。

要把如此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概括在一个篇幅不长的戏剧里，把窦娥一生的遭遇和冤情搬上舞台，就需要对生活素材进行严格的选择、恰当的剪裁和精心的结构。《窦娥冤》一剧，表现了关汉卿在组织戏剧结构上的高度才能。他把幼年的窦娥，因为抵债被父亲送到蔡婆家做童养媳这一情节，写成一个楔子放在前面，作为全剧的序幕。这个楔子是完全必要的。窦娥一开始的命运和蔡婆的身份，为后面戏剧矛盾的产生和发展打下了基础；窦天章和窦娥的离别给人们留下了悬念；也为最后平反冤案，做了远远的铺垫。从楔子到正戏开始第一折，一下子跳过了十三年。这十三年，窦娥的生活虽然悲苦，但缺乏造成剧作家所要表现这一重大冤案的可能性，所以省略不提。只有当窦娥由童养媳而结婚，由结婚而不久失去丈夫，年轻守寡而家无依靠的时候，才为张驴儿企图霸占窦娥为妻这个重大戏剧冲突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使戏剧情节的发展具备了必然性。第一折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的。为了引起主要的戏剧冲突，剧作家从蔡婆讨债、赛卢医赖债害命、张驴儿和他父亲救蔡婆，自然而迅速地引向张驴儿逼迫窦娥成婚。逼婚不从，于是转入第二折：张驴儿企图先害死蔡婆，更有利于霸占窦娥。然而毒药却被张驴儿自己的父亲误吃了，这使戏剧矛盾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因而也更大大增强了戏剧性。误吃毒药这个戏剧情节，在艺术处理上十分巧妙而又自然，表明关汉卿作为剧作家的确是高手。在一切威逼利诱之下，窦娥坚执不从，促成了张驴儿的告官。州官不察，妄判窦娥死罪，使戏剧矛盾发展到高潮。第三折把戏剧高潮推到顶点，在顶点上又掀起层层波澜：窦娥在刑场上提出三愿。通过三愿，又把似乎已经解决了的主要冲突，推向另一个新的境界。剧作家的戏路和笔墨是十分精彩的。三桩无头愿，竟然感动了天地，果真显示了冤情。看见了冤情而不改原判， 这既进一步揭露了官吏们无心正法的罪恶本质，又为第四折窦天章亲自为女儿平反冤案，亲手惩罚真正的罪犯，留下了余地。这个戏，内容丰富，剪裁精当；故事曲折，脉络清晰；情节连贯，前呼后应；字字着落，没有虚笔；结构十分完整而严谨，而且表现了很强的戏剧性。

──节选自《元代杂剧赏析》，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