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还预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后胜利。１９１９年，他在纪念五一节的杂感中说：“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１９２１年，他与张东逊等人进行“社会主义问题”论战时，在政论《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的结尾有一句“武断的预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新中国成立后的头３年，铁路、工矿业的迅速发展，验证了李大钊这个预言的科学性。

李大钊政论的预见性，还表现在它能从一个局部的、个别的事件上，揭示出全局的意义。他从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认为“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关联。”他从十月革命的发生，预见由此将产生的世界性意义：“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他大气磅礴地宣告：“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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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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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的歌。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此后，芬、德、捷、匈、奥等欧洲的许多国家都爆发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英、美、日、意、西等国的罢工浪潮也风起云涌，李大钊政论的预言再一次应验了。

１、深邃的洞察力：

在一个历史事件刚刚发生时，人们要准确地把握住其本质是不容易的，何况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思想界还弥漫着层层的迷雾。李大钊却以深邃的洞察力，率先揭示出２０世纪初中国以及世界许多大事的本质。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１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在北洋军阀的命令下，北京各高校放假３天，庆祝“胜利”。北京大学在天安门举办的演讲大会，许多人在演讲中都反复强调“公理战胜强权”。李大钊却独具只眼，作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并在几日后又撰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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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胜利》，尖锐地指出，如果连是“谁的胜利”和“为谁庆祝”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就去“发狂祝贺”，是“全没意义”的。他认为，“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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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２０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因此，“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

李大钊政论的深邃洞察力，还表现在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清醒认识上。虽然他与当时许多民主主义者一样，早期受过进化论的影响，错误地歌颂过德意志帝国，但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李大钊较早地对帝国主义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和认识。早在１９１４年，他就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凶焰。当年，他为《甲寅》所写的《国情》一文，言辞驳斥了当时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古德诺的帝制舆论，该刊加编者按对此文予以高度评价：“文中所含真理，历久不渝……”１９１５年，李大钊在《国民之薪胆》、《警告全国父老书》等政论中，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之实质，明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十月革命后，他著《庶民的胜利》一文，表达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的思想；１９１９年元旦，他著《大亚细亚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第一次运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对帝国主义的实质进行了深刻的解剖；五四运动后，李大钊立即写作《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明确提出中国人民的三大誓愿：“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觉”，正确地总结出中国人民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基本经验，回答了中国革命在认识和实践中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显示了他掌握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理论洞察力。

２、浓厚的辩证色彩：

李大钊政论在说理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辩证法贯穿于论证说理的过程，即善于运用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接受了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后，他更注意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问题。这使得他的政论具有了浓厚的辩证色彩，刘半农在为他起草的碑文中，称赞其文“理致谨严，思度宏远”；何香凝则称赞他“透彻而伟大的言论，一见便使人折服”。

４、辩证的说理艺术：

李大钊早期的世界观中，就包含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五四运动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将其基本原理运用到政论写作中，自觉形成了辩证的说理方法。

比如：他几次撰文谈到“时”这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对于“今与古”、“过去与将来”、“现在与将来”等概念，他都是运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反对那种只知道沉湎过去、徒思未来，却不知道珍惜现在的不切实际的思想。他在政论中把“今”看作是连接过去和将来的“一线”，指出走向未来必须依靠今天的努力。

李大钊的政论摆脱了“就事论事”的窠臼，善于将单个事物与周围的环境联系起来说理。如他在与张东逊、何孟雄等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中，针对论敌“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的质疑，提出“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形势之外。”

１９１９年，李大钊在与胡适进行“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用以挫败对手的方法，也是辩证地考察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胡适将二者割裂开来，只看到了他们的对立，而没有看到它们统一的一面。因此，他要求人们“把一切‘主义’抛在脑后”，“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李大钊则针锋相对题提出二者“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因此，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李大钊政论的辩证说理艺术，还表现在他能坚持两点论，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如在“批孔”方面，虽然他的政论不如陈独秀的多，力度不如易白沙、吴虞的大，但他的政论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客观地将孔子其人和其思想区分开来。在《孔子与

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两文中，他一方面称孔子为“数千年之残骸枯骨”和“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认为“其学说其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他又不抹杀孔子及其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社会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更创一新学说以适应今之社会，亦未可知。”

这种不割裂历史的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历史人物所应有的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一方面希望从宪法中删去将孔子之道载入宪法的项目，另一方面又主张对尊孔之人持“信仰自由”之态度，“尽可听其自由以事传播”。

５、阶级分析方法：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问题，阶级分析法是他在政论写作中常用的一种说理论证方法。在这方面，他可以说开中国无产阶级政论风气之先。

阶级分析方法的好处在于，它可以用阶级关系这把锋利的解剖刀，透过现象剖析问题的实质。例如，对于“女权运动”这个激动人心的口号，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把英国妇女参政后所要求政府解决的问题一一列举出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几项都是与中产阶级的妇人最直接紧要关系的问题，与那些糜有财产、没受教育的劳动阶级的妇人全不相干。”他在作了具体的分析之后指出：女权运动“是带有阶级的性质”的，它和劳动运动“纯是两事”。从阶级的观点出发，他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妇女问题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

李大钊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论证的代表性政论，还有《社会主义下之实业》和《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前者用阶级分析法，对“振兴实业”的问题置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进行比较；后者则对于“红枪会”这一带有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作出了阶级的定位，从而使这一性质复杂的组织得到了客观的评价。

６、善于比较分析：

李大钊的政论善于透过各个事物内部矛盾及其各个方面的对照、比较，从而确定客观事物之间的同异关系，揭示事物的本质。

一是相似比较：如在《政论家和政治家》一文中，李大钊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分析，具体阐述了二者都应有的共同修养；又如乡愿与大盗，粗看之下，二者并无共同之处，李大钊却通过比较分析，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二者“同”的一面：“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再如学会与政党，本来“性质向异、两不相谋”，但它们却在辛亥革命后、十月革命前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具有了一些相通之处。李大钊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学会者政党之假面具也”。

二是正反对比：如《新的！旧的！》、《黑暗与光明》、《青年与老人》、《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孔子与宪法》等。这些政论往往抓住一正一反两个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的两个对立面，指陈相异、激浊扬清，或破或立，从而使说要论证的观点昭然若揭。

７、澎湃的青春激情：

李大钊的政论不仅立意高远，以理服人，而且能够以情动人。他的许多政论都是情理交融的佳作。李大钊政论中的情，不管是对黑暗现实的痛恨之情、对光明未来的憧憬之情、对进步力量的热爱之情，莫不发自内心，感人至深。

８、激昂澎湃的青春豪情：

读李大钊的政论，每每觉得一股青春之气扑面而来。这不仅因为歌颂青春、呼唤光明是他政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因为他的笔锋常带感情，洋溢着乐观、雄健的青春之气，一如大江奔涌，汩汩滔滔，不可阻止。

李大钊的青春豪情，源于他青春的人生观。十月革命前，虽身处黑暗昏馈的时代，他却坚信中华民族有能力再造神州。他怀着炽烈的爱国激情，始终憧憬着祖国的未来，并把民族复兴、祖国富强的希望都寄托在青年身上。他认为，“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他高声颂扬：“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敏锐之自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他号召青年“冲决过去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即使在革命的逆境中，李大钊的政论仍然充满着乐观的革命豪情。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的沉闷空气中，他以洪钟大吕般革命家的豪迈气概，写出《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成为革命群众的精神支柱：“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这铿锵的语言、豪迈的气概，如同催征的战鼓、嘹亮的号角，鼓励人民抖擞精神，向着光明的远方，奋然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