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日本回国后，李大钊积极办报，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他表示要“高撞自由之钟”，吹起了启蒙的号角。１９１７年，李大钊欣然接受好友章士钊邀请，任《甲寅日刊》编辑，倡导民主政治。随后，李大钊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入主《新青年》编辑部，和志同道合的陈独秀一起创办直接批判政府的《每周评论》，开始以“常”、“守常”、“明明”等笔名发表对重大问题的评论文章，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因为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青春》，号召青年“冲破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青年擦亮了眼睛，指明了道路，遂成为无数青年敬仰的对象。李大钊除了在思想上为青年指路，在生活中对青年也给予了无私的帮助。

当时北京大学规定新生办理入学手续必须持有本校两名教师签章具保才具备入学资格。许多学生不远万里到北京求学，人生地不熟，仅因为在《新青年》上看到李大钊的名字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毛遂自荐，希望获得李大钊的帮助。李大钊知道后，并不多加询问，马上写担保书，还叮嘱他赶快办理入学手续，别延误了学习。他还告诉求助的学生，“你们考到这里不容易，如果还有像你一样需要担保的同学，赶快让他们来找我。”

李大钊经常为穷学生充当保人或干脆掏钱替他们交学费，从不考虑他们是否有偿还能力。他处处留心，尽自己所能不让一个进步学生因为生活困难而放弃学业。一次，他发现一名学生接连好几天都没吃饱饭，就寄了一张几元钱的汇款单，署名为“无名氏”。这名学生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收到了汇款非常奇怪，直到后来，别的与他情况相同的同学也陆续收到“无名氏”的汇款，大家联合起来多方打听，才明白这个无名氏就是李大钊先生。

那时北京大学的普通职员月薪只有八至十元，李大钊是主任，还兼任经济学教授，月薪高达一百二十元，加上他平时还撰写大量文章，稿费不菲，按理说，他的收入供养家庭应是绰绰有余，但是他留给家中的费用往往不够维持日常生活开销，以致于校长蔡元培先生不得不吩咐学校的会计科把李大钊薪金中的一部分，直接交给李夫人，以保证他家庭生活费用。李大钊非常喜爱那些有志向的年轻学子，和青年的联系非常紧密，许多青年也都把李大钊视为严师良友。于是，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勤奋好学、志向远大的先进青年，为他直接参与并领导“五·四”运动奠定了基础。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为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等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经济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来宣传、教育武装人民，促进人民觉醒。由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以大号标题，醒目的大字发表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报道，引导人们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面对群情激动的学子，李大钊还进一步向大家提出了斗争要采取“直接行动”，他严肃地解释“直接行动，就是不经过反动当局同意批准，发动民众，直接采取法律范围以外的行动，来达到革命的目的。”这种见解和指导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把自己的办公室作为学生集会的场所，他亲自参加游行，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关键时刻，他及时发表檄文指导斗争，为营救被捕学生而奔走，从而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著名领导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