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 徐兴堂 十年，是个什么概念?对我来讲，是从而立到不惑──一段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最令我骄傲的，是这段时光始自对中华民族来说意义非凡的伟大事件──香港回归。

十年，很多东西都可以忘记。但香港回归的所经所历，却仍是那么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一直认为，见证香港回归是我记者生涯最辉煌的一章。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回归期间的作品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并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也不是因为我有幸成为十三亿中国人中为数不多的出现在政权交接仪式现场的人。而是因为香港回归把一种冲动融进我的血液里，让我永远不由自主地向新老朋友讲述那段经历。

从今年年初开始，各新闻媒体就开始筹划香港回归十周年报道。这仿佛是个提醒，我也把自己的家底搬了出来──一大纸箱返回内地时精心挑选出来的回归资料，以及当时花数千元购买的纪念邮品和钱币。当然，还有满满一箱偷闲拍摄的照片。它们，让回归的一幕一幕在我脑海里重演。

《别了，不列颠尼亚!》 ──回归48小时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发现很多教师写的《别了，不列颠尼亚!》教案，这才知道，这篇特写已被收入教育部审定的全国通用中学语文教材。

《别了，不列颠尼亚!》是我与同事合作的成果，当年获得新华社社级好稿，并于次年获得第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回想这篇稿件的出台始末，至今仍感兴奋与自豪。

香港回归，是世纪盛事。对记者来说，是一生难求的好机遇。新华社赴前方报道团在谋划阶段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出精品的机会，而且也必须出一篇精品。为这篇稿件，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大家甚至找出著名战地记者朱启平写的《落日》──反映日本在密苏里战舰上签署投降书的传世新闻特写──仔细阅读学习，以为借鉴。

虽然这篇特写只是反映了港英当局撤走的短短一瞬，稿件的准备却早就开始了。我作为写作小组中惟一长驻香港的记者，凭着对香港方方面面的熟知程度，承担了此稿的一线采访和初稿写作任务。还记得，当我提前来到添马舰码头已经布置好的撤退仪式举办地时，举目看见附近一座大厦高悬着一幅巨大的香港回归宣传画，与撤退仪式形成强烈对照。这个细节，及其他一些感染力强烈的场景，都被纳入了播发出来的成稿中。

6月30日，我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这篇谋划中的重头稿增加现场细节，确保不出现差错。下午3点，我来到位于港岛半山的港督府，目睹末代港督的离去。港督预定离开的时间是下午4点，而前来看热闹的群众早就把港督府围了个水泄不通。那时天上已经飘起了蒙蒙细雨。我把港督降旗、乘坐劳斯莱斯轿车饶府三周等细节记下，立即奔赴英国撤退仪式举办地──添马舰码头。记得6时30分英国告别仪式举行的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了。由于是露天，在场人士纷纷打开雨伞，也有很多人任凭大雨淋着，坚持到仪式结束。对一向闷热的香港来说，大雨给人们带来难得的清爽，但对在场的英国人来说，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停泊在不远处海面上等待接走英方人员的皇家游艇“不列颠尼亚”号，则以特殊的寓意成了这篇特写的标题。

我接下来的任务是到即将举行政权交接仪式的香港展览中心，负责报道国家领导人会见出席仪式的外国贵宾的活动。由于会见是在交接仪式之后的凌晨，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报道任务。因此，我得以在交接现场从头至尾观看了整个交接仪式。尤其是当威武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当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国歌声中缓缓升起的时候，我的泪水夺眶而出。那一刻，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真是难以言表。

等我结束采访任务，已是凌晨3点多了。回到分社稍稍休息，就又走上街头，采访特区政府7月1日在紫荆广场的升旗，以及香港市民的各种庆祝活动，为《特区上班第一天》等稿件采写素材。直到深夜，香港回归的48小时最为紧张刺激的采访活动才告一段落。

回归──中外媒体的较量

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夕，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在一期中以25个版面回顾香港十年的变迁。其封面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本刊的姊妹杂志《财富》曾糟糕而错误地预测，香港回归中国会导致其毁灭。但香港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活力。”

其实，当时“唱衰”香港的远不止《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几乎以整齐划一的姿态断言，香港的厄运就要开始了。

至今，我仍保存着以《香港之死》为标题的那期《财富》杂志，还有充斥着对香港回归偏见的厚厚一摞其他英文出版物，以及末代港督彭定康在香港回归前的两年里的各种论调的打印本。

从2005年6月我一到香港，就发现自己已身处围绕香港回归的舆论斗争前沿。当时中、西方舆论交锋非常尖锐，港英政府不断制造种种麻烦，为香港的顺利回归设置障碍。西方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在香港频繁活动，一些被误导的香港民众不时上街游行。现在来看，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对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终结的无奈哀号，丝毫没有影响各项回归筹备有条不紊地进行。

我们的媒体在这场舆论斗争中丝毫不落下风。歪理和偏见从来都不会有市场，也不会经得起时间检验。无论是香港本地人，还是生活在香港的西方人，有识之士随处可见。记得当时曾采访新西兰旅港专栏作家冼嘉乐、香港加拿大商会主席乔励豪、香港印度商会主席司徒伟等，他们对西方媒体的宣传不屑一顾，反而对回归后的前景充满期待，认为香港回归后有了内地这个靠山，前景一定会更美好。在新界，当地群众每逢国庆必挂祖国国旗，且大排宴席庆祝，爱国之情，淋漓尽致，令我这个内地人也深受教育。

印象深刻的还有对香港临时立法会活动的报道。由于当时香港尚在港英当局控制之下，临时立法会尚无合法身份，所以每次开会都要去深圳。新华社每次都派两位记者到深圳报道会议情况。董建华与吴光正竞选首任香港特首的演说场景仍历历在目，而我采写的董建华当选特首的现场特写，也获得当年新华社社级好稿奖励。

记者的身份，让我在香港回归前后有机会去到很多普通人难以涉足的重要场合，也因此留下了很多珍贵照片。我应当选特首董建华的邀请，与其他几位记者到他位于浅水湾的别墅做客;在金庸的办公室做专访，获得一套金庸题赠的《鹿鼎记》，让周围朋友中的“金迷”眼热不已;当驻港部队司令员刘镇武少将乘直升机抵达香港时，我是为数不多的在场记者之一。更令我自豪的，是我拍摄的董建华的标准像，击败众多专业摄记的作品，被选作董建华就任时统一发布的标准像，出现在国内外成百上千家媒体上。

记得回归期间与一位常一起采访的英国记者聊天，互相都批评对方的报道带有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当时曾留下话：让时间去检验吧。今天看，我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