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到1995年，赏析、研究《岳阳楼记》的文章约60多篇，从写作目的、思想意义、景物描写、文体特征等多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也很有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简要综述。

一、关于写作目的

这是一个有较大争议的问题。最有代表性，也比较全面的是吴小如的看法：“这是自勉，实亦勉滕”，但作者还有更深一层的含意，即明确的政治目的。“这是作者在政治上失意后对自己的同志者发出的策励宣言，也是对那些战胜自己的保守派官僚们的一次信心百倍的示威。”(《范仲淹〈岳阳楼记〉考析》，《语文教学通讯》80 3)争议主要集中在两处：

1、有无“自勉”成份。这关系到作者的个人道德修养是否完全摒弃了迁客骚人的情感而达到“古仁人”思想境界的问题。蔡毅《〈岳阳楼记〉新探》(《扬州师院学报》84 1)认为“范仲淹身处逆境而不易其节，以‘古仁人’自励，确乎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因此他不取“自勉说”，而把本文的写作目的概括为“言志、劝友、警世”三方面。

2、对藤子京是“规劝”还是“颂扬”。这关系到作者对滕子京思想境界的评价问题。“规劝说”肇始于宋代范公《过庭录》中的一条记载。〔注〕王宽行、刘景林《谈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写作目的》(《河南师大学报》81 6)抽绎出旧有“规劝说”中仅从个人得失着眼的“规劝滕子京谨言远祸”的说法，并加以否定，这是很独到的见解。然而他们同时又全盘否定了“规劝说”，认为滕子京“愤郁见于辞色”的表现在性质上同屈原的牢骚之情一样，是不应属范仲淹所说的“以己悲”的范畴，同时，“修楼者的政治行动和作记者的政治理想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作者对滕只有颂扬，而无批评。蔡毅则肯定了“规劝说”中的合理成份，认为范仲淹“称赞滕子京的奋发有为，却不赞成他‘凭栏大恸’式的发泄郁闷”。“借滕子京求记之机，明示正道，暗寓讽劝，正是其苦心之所在”。

肯定自勉或勉滕是学术界比较通行的看法。杨海明《〈岳阳楼记〉是“传道”之文》(《湖南师院学报》84 6)有较为周详的阐释：滕子京“也是属于范文中那种‘以物’而‘喜’，‘以己’而‘悲’的人物，还不能达到范仲淹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古仁人’)的思想境界──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范仲淹自己在遭受吕夷简集团排挤之后，心中也不会没有一点儿牢骚情绪的。因此，他写《岳阳楼记》，一方面是劝勉滕子京要跳出个人得失的圈子;一方面也是激励自己，要做一个‘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范文正公年谱》语)的‘仁人志士’”。

二、关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文中展现了两种忧乐观，一是以个人得失而悲喜的迁客骚人的忧乐观;一是以天下忧乐而悲喜的古仁人的忧乐观。作者在这里至少从主观意图上否定了前者而肯定了后者。后一种忧乐观即浓缩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千古传颂的名句中，这也是本文的崇高境界所在。因而，有关思想意义方面的评论多集中于此。

1、“忧”、“乐”的内容和关系：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中曾用此句说明共产党员在人民群众中“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高贵品质。此后“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即成了学术界对这一名句最通行也最通俗的解释。有的学者不同意将其忧乐观概括为“先苦后乐”，认为易引起误解，其忧乐之间并非先后因果关系，而是共时辨证的关系。如张中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阅读和欣赏》第一辑)把它解释成“忧在一切人之行，乐在一切人之后”或“在天下人还未感到忧虑时就忧虑了，在天下人都已快乐之后才快乐。”等，既恰当又简要，似应采用这种说法。

霍松林《〈岳阳楼记〉赏析》(《唐宋诗文鉴赏举隅》人民文学出版社)则把“忧”、“乐”并提，认为“主要是‘忧’小人专权，政治腐败，人民痛苦不堪，必将起而反抗，‘乐’‘仁政’实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缓和，封建秩序得到稳定。”吴小如认为“乐天下”是陪衬语，主要的着重点还在“忧天下”，它包括“忧其民”和“忧其君”两部分内容，即关心民生疾苦，担忧国君为小人谗言所惑，把朝政搞乱。

2、此名句在思想史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与社会政治现实的关系及评价：

蔡毅的见解代表了学术界目前研究的最高水平。首先，他理清了其在思想史上的来龙去脉，认为“范仲淹这一思想，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儒家学说长期发展演变的历史，反映出宋初思想界儒家杂采、糅合释、道两家的趋势。后来理学家又对之改造利用，使它的积极意义呈现出一些复杂的现象。”同时，联系社会政治现象，认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对这种“忠义”时代风气的第一声响亮的呼唤。总之，他认为范仲淹文中表述的人生理想，是“对前代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北宋前期社会政治现实的直接产物，也是他一生立身行事的信条。”它“并没有超越封建思想的范畴，处处都打上了那个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但由于他所从事的改革事业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他的个人道德修养，也达到了封建士大夫可能达到的极致，从而使他的名言具有积极的内容和较强的概括力和感召力，今天仍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

三、关于两处写景文字

文中两处写景文字特别是后一处对迁客骚人眼中洞庭湖阴晴之景的描写是本文高度艺术性的集中表现，历来赏析文字很多。吴小如在赏析的基础上指出“作者所以制造出不同的自然环境气氛实际上是为了让读者联想到当时瞬息万变的政治气氛”，作者用景语抒情，是“把我国诗词中惯用的情景交融的手法移用到散文中的一个成功的例证。”张中《〈岳阳楼记〉赏析》(《中学古诗文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则指出所以大段结撰景语一是文体的需要，一是为正面议论取得更佳效果的需要，一是层层递进，多重对比的文章结构方面的需要。

四、关于文体特征

1、议论化、骈俪语：

陈师道《后山诗话》中的两则记载对本文的文体特征作出了反面评价，一是以议论入题记文体，一是浓厚的骈骊色彩，近于唐传奇。“尹师鲁(洙)读之曰：‘传奇体尔。’”

对议论化特征，霍松林认为本文实质上是一篇议论文，但又可以说是一篇文艺性议论文，鲁迅的某些杂文，不能不说是对我国源远流长的文艺性议论文传统的继承、革新和发展。蔡毅认为“议论化，是宋代记体散文的一大特点，范作可谓开风气之先。”“放笔写景、抒情，用意却在反衬文章结尾的正面道理也可视为一篇别具一格的议论文。”

对骈散结合的特征，吴小如认为这种带有浓厚骈俪色彩的散文体，“从今天的角度看来，反而应该说是文章的优点才对。”蔡毅把本文放在北宋前期古文运动的进程中考察，认为“适当杂用骈俪，就其在当时意义来说，是对古文运动中出现的另一极端──‘辞涩言苦’的一种拨正。”

2、小说气：

欧阳修最早注意到这种文体特征，“病其词气近小说家”(方苞批《真州东园记》引)，是持否定态度的。蔡毅则明确给以肯定评价。“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时，并未亲往，只凭借滕子京寄赠的一幅图画，调动自己过去的生活积累，‘幻设’出这一幅洋洋洒洒的文章来。其间绘景状物，揣摩人情，文思跌宕，波谲云诡，又似乎具有小说情节的意味。”同时，他也指出了尹洙和欧阳修批评内涵的不同。“尹洙所谓‘传奇体’即‘用对语说时景’，主要指《岳阳楼记》的语言多骈偶句式，韵散相杂，且秉笔缛丽，近乎唐传奇的作法。”“欧阳修所批评的不是骈俪语，而是‘小说气’;即鲁迅先生所说传奇作者的‘幻设为文’。”

(责编：万隆)

〔注：《过庭录》：“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