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包弟》是巴金先生《随想录》中的一篇文章，讲述的是巴金先生所养的一只通人性的可爱的小狗，但是狗是日本种，在十年浩劫中，不得不将小狗送上解剖台，以保自身其全。之后，留给巴金先生的是满腹的悔恨。

巴金先生的书写是极其勇敢的。勇敢在于将自已的心摆在案头，用笔将心上的伤痕一道道的划出，任其流出汩汩的鲜血，染出一部文革的血泪史。中国太需要这种自我剖析了，而能自我剖析的除鲁讯先生之外，只有巴金先生了，巴金先生做到了。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到１９８６年７月，耗费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奉献给人们一部这个时代“说真话”的大书。它渗透了巴金先生晚年的真实思想与感情，写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近四十年来心路历程的伟大“忏悔录”；勇敢还在于，他的书写毫无隐晦，《随想录》写作时间是１９７８～１９８６年，当时虽然浩劫已去，人文环境相对宽松，但说真话的权力却是有限度的。但是巴金先生在《随想录》大量出现的文革时期的话语：红卫兵、抄家、抄四旧、里通外国、武斗、专政队……。巴老是勇敢的，也是真诚的。而这种勇气和真诚便来自一个从事创作五六十年的老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巴金先生曾说过要建一个文革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到底没有建成，不过庆幸的是《随想录》还在，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先生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煌煌五卷四十多万字的《随想录》就是一座文革博物馆。

于是，《随想录》中的《小狗包弟》被选入了人教版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１（２００４年）第三单元散文单元，置于鲁讯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之后。编者的意图昭然若揭，于是，这样的课文该怎么上才能体现新课程标准的精神是值得思考的。

有的老师认为，应给学生介绍文革这一时段的背景，使学生更好的理解文章，笔者认为大可不必。《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阅读教学中，“训练”强调的是语文的工具性，“感悟”强调的是语文的人文性。“感悟”是人的心理对外在事物的反映，往往显得粗糙与模糊的，必须经过文本细读才能精细与清晰。韦勒克认为，对文学背景、环境和外因的研究决不可能解决对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文本细读应将文本解读重点聚焦到文本内部的组织结构上。因而，新课程标准注重文本细读，文本细读的精义在于无文学背景、环境和外因的前提下，通过细读文本感悟作品。因而笔者觉得上《小狗包弟》这一课文时只需把重点聚焦到文本本身，学生在细读文本之中，便可发现文章第一自然段非同一般引子。

第一自然段写的是一个艺术家和一只小狗的故事：“文革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舐舐，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通过文本细读、分析可以看出，在文革时期，只要认为某人是“里通外国”，是反革命，那这个人就是了，由不得否认，认也批斗，不认也是批斗，而且批斗是是惨无人寰的，还游街示众。“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这不由让人想一起“道路以目”“连坐”这些好像古代才有的一个词语，不过这是发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不仅如此，专政队连狗的腿也打断了，狗也是反革命吗？这是一个怎么样的非人的世界。类似这样的场景，在文中可谓是比比皆是。

巴金先生为何要把包弟送上解剖析台？狗有何罪？日本狗，外国种，那么狗的主人当然是“里通外国”，好一个文革逻辑；第七自然段“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好一个“抄四旧”，原来抄家是如此的随意，想抄谁家就抄谁家，听到谁家的狗叫声不好听就抄谁家，每个人都是“钦差大臣”，每个人都有“尚方宝剑”；第九自然段“形势越来越紧”好一个紧字……。这就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对人做出事情。

通过这样的文本细读便可构筑出文革的社会状况，因而只需设置类似的问题就可以把学生引入文本细读中，让学生感受细读文本的精妙。何需背景介绍，文本已有足够的自足性。

方智范先生在解读新课程标准时说：“阅读与鉴赏的根本目标是立人”又说：“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要致力于培养学生在阅读与鉴赏方面的素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语文阅读能力和审美能力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培养‘整体的人’这个根本问题。”

迅在《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中分别提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和“立人”。鲁迅告诉大家，立国首要先立人，并且人要活得明白，活得聪明，活得有个性，有尊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这种个人意识的觉醒则意味着个体对自我的生存价值的关注与自觉。拥有这种个体意识的人会自觉地要求自己活出一个样子，他会活得很有尊严。拥有了个体尊严和个体生命的自觉意识，也就拥有了鲁迅所说的“自信力”。而这些拥有自信力的人，才是整体的人。而巴金先生通过《随想录》揭示文革的发生与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间的联系。并同时反映出人性层面的丑恶。而审视知识分子在这幕历史剧中的表演，挖出隐没于文化和人性深层的原因。使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对类似的运动产生一种免疫力，在此后健康发展。人性的残缺，正是巴金先生最想说的话，也是《随想录》里说的最多的话。

有的老师热衷于从巴金先生的忏悔中让学生讨论巴金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笔者认为这已是有违巴金先生做《随想录》的初衷。巴金先生不想通过《随想录》而伟大，《家》、《春》、《秋》已可以确立他的地位了。尽管因为《随想录》，巴金先生成为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良心，正如托尔斯泰因为卢梭的《忏悔录》而称卢梭为“２０世纪全世界的良心”；海因里希·伯尔因对纳粹意识形态的彻底清算而被誉为德国战后最大的“道德良心”。但是巴金先生只想做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因而讨论巴金先生有多伟大，讨论巴金先生是否懦弱为保自身其全而将小狗送上解剖台，已没多大意义。关键在于巴金先生想要通过《随想录》让每个人意识到人应怎样立足于这个世界，如何做一个天底下大写整体的人；一个民族应怎能样看待自已的过去。而这些都是与新课程标准相契合的。

一个民族怎样看待自已的过去。当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双膝跪倒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并解释，他的下跪之举“不仅是对波兰人，实际上首先是对本国人民”，我们为之喝之彩之；当小泉纯一朗走进靖国神社，我们对其仇之恨之。而做为中国人，我们要如何面对文革这一段历史呢？《随想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指明了一条道路──直面历史，正视历史。笔者手头上人教版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１（２００４年）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迈进的，之前的高中语文教科书视文革这一段历史为“禁地”，总是沉默、回避、冷淡。现在必修１，有了《小狗包弟》，有了《寻找时传祥──重访精神高原》……

只有直面历史，人才能是一个整体的人；只在正视历史，一个民族方能健康发展，这才是《随想录》精髓所在，也是新课程标准关注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