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存在前提：生命沉疴与生命走向

几乎，在所有经典的文学中，凡是跨越时空的作品，都是作家通过叙事与抒情的内在转换，表达了作为人类的我们，与这个世界既相互切割又相互吞噬的共生关系：生命的内在沉疴与生命的走向的本质苦难，构成了人类必然，甚至是绝望的生命归元。在这必然中，每一生命个体，都能找到自己，与这世界顺从或者对抗的反差极值：妄图通过努力，看见自己，在黑暗中行走的声音。

苏轼的《赤壁赋》，在我个人看来，则是这种生命内在转换与情感再现的经典之一，这种大苦无言的壮美，宛如坚韧而又倔强的金属，在黑暗里朦胧出几分祥和的亮色：通过自我与时间的相互睥睨，传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人文情怀。作者在这篇赋里，借助外在的叙事联欢与内在的情感冷遇，表达出谪居的个人况味。纵观苏轼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苏轼的个人遭遇总是离不开社会的赐予。苏轼的生命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集团幽默：当政府决定要把某个人拿来把玩把玩，总是先把猎取对象像猪一样豢养起来，膘肥体壮之后，就让他浮在水上或飘在空中。在苏轼的时代，作为北宋政府，还是相对开明的；作为北宋皇帝，也是相对开明的。唯一不开明的，就是皇帝身边那一帮奸邪善良的小人了。虽然任何一个时代，小人总是存在的。尤其衣冠枭獍者。

政治上难以施展才情的苏轼，在某种意义上，其流浪的命运格局，基本上都是小人们，同心同德努力的结果。当然，奸害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如其弟子由所说，苏轼的被遭陷害，绝大部分是因为他才学太高，名气太大，口无遮拦，率性浪漫。一个才学和名气都高的人，难免不获罪他人，也难免不遭遇小人。而小人的特长就在于构陷，这点，历史几乎没有例外。为此，苏轼的被贬就成为社会的必然。其实，政府对苏轼本来没有什么，皇帝对苏轼也本来没有什么。可四周一圈吠吠的小人，红着狗眼狠命乱咬。再开明的皇帝，也经不住这种恶心的噪音蛊惑。为此，苏轼的宿命悲剧，几乎是社会与自我的相互决裂。好在苏轼在自我意义上，能够自我解嘲，哪怕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狗，宿命地浪迹天涯。苏轼在流浪的路上，不但没有倒下，反而更加坚挺了自我的内在气节。为此，苏轼被贬黄州所作的前《赤壁赋》，除了自身的美学意义之外，更多的则是其人文意义，社会意义。

当一个人站在社会或时代的断面，看得最多的，不是时代的欢宴，就是时代难以言说的阴暗与阴险。在苏轼的时代，社会格局是相对稳定的，统治集团内部在局部意义上，也是和谐的。唯一不和谐的，只是权力的相互倾轧。权力，在一般情况下，都能使人丧失人性。作为苏轼本人，或许并不想卷入这种纷争。作为翰林院学士的苏轼，或许只想读读书，看看天，泡泡茶，喝喝酒。偶尔去灯红酒绿一下，以完成自我的宿命根本。但朝廷并不给苏轼这种机会。谁叫你才学和名气都高呢？当一个社会整体弱智，出类拔萃，或者具有相对健全智慧的人，总是率先受到攻击，这几乎是一条阴险的定律。作为苏轼，本意是善良的。本意善良的苏轼，当然不太考虑个人，或者基本上不考虑个人。因为苏轼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忠于朝廷的，也是忠于皇帝的。忠于朝廷的苏轼，既不赞同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也不欣赏司马光的顽固保守。深受儒家浸淫的苏轼，希望走一条比较中和的道路，在稳步中走向新的彼岸。但朝廷却扼杀了他的善良愿望。苏轼的唯一结局只能是发配，发配，再发配。这在当时，还算朝廷的恩典。因为“乌台诗案”仅仅是一个导火线，即使没有“乌台诗案”，也可能出现“鸟台诗案”，或者其他什么乌七八糟的诗案文案情案命案。朝廷要收拾一个人，总是很容易的，无论你多么杰出。越是杰出的人，朝廷收拾起来，总是越加顺手，也就越有成就感。因为通过此，可以更加证明，朝廷是无所不能的，朝廷是绝对不可战胜的。无坚不摧的朝廷，在如此背景下，当然可以为所欲为，无论公众道德，社会格局，民众走向的意愿如何。

其实，苏轼被朝廷赶出来，这应该是佛主的庇佑。在当时的体制下，苏轼没有被砍头，实在是运气，虽然差一点就被砍了。如此看来，北宋政府还是不喜欢砍文人脑袋的。比较喜欢砍文人脑袋的，还是秦始皇，以及后来的皇上或者陛下。秦始皇在砍文人脑袋方面，开了个绝妙的好头。也许，秦始皇的愿望并不在此，他只是给自己开了个冷幽默式的玩笑，结果无人喝彩，只好一意孤行，本想以扼杀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始”。这在某种意义上，有解决自我归宿的意思，结果弄巧成拙，到最后居然事与愿违。好在宋朝皇帝没有向秦始皇学习，或者已经学习了，结果被美酒美女一泡，事到临头又不好意思想起来。否则，十个苏轼也被玩完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苏轼从朝廷走向民间，终于完成了自我人生的大逆转，也完成了作为朝廷的苏东坡，转向民间的苏东坡的抒情叙事。

话虽如此，苏轼还是朝廷的，其思维与走向仍是朝廷式的，其自我无论怎样被贬，他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民间的一员，因为，无论官职大小，总是国家干部。这是苏轼的心理出发点。有了这个出发点，苏轼的朝廷心理仍然高高在上。这当然是由其身份，教育程度，成长环境与社会走向所决定的。有了这个前提，苏轼从朝廷到黄州只能算是暂时的迫不得已。

黄州，实际上可能比苏轼的想象还要差劲。但再差劲的地方，也有不差劲的景象或者想象。当年白居易被朝廷玩成江州司马时，还有黄芦苦竹，还有青山杜鹃。虽然景色不佳，鸟声不脆，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再说，浔阳江头，脉脉的夕阳，白白的芦花，皎皎的秋月，凉凉的金风，以及幽幽远去如少女眼眸般的软软波涛，不时拍打着老白的心。偶尔出去走走，看看，听听，说不定也会心旷神怡。所以，在那个不明不白的秋天，在那个明月或者微月之夜，老白送别友朋，闻见江中琵琶声，也不禁悲从中来，道出“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叹，虽然，老白的感叹与琵琶歌女的感叹有本质的不同。苏轼作为那个时代，那个地点，那种景象，那种际遇，那种心境的碳水化合物，也难免不把内心难咽难诉的东西，借助景观媒介，直接或间接地倾泻出来。文人，一旦一帆风顺，总是禁不住高堂走马，长街跃鞭，那副春风得意的模样，难描难画；一旦遭厄，不是愤怒，就是幽怨，抑或自残，甚至自戕。屈原烈士在这个方面开了先例。李白先生在这个方面也是典型。老李当年未出山时，总是郁郁寡欢，觉得天生我才怎么就没有个用武之地呢。一旦被朝廷召见，却立马发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超级男声。可在被朝廷驱逐时，又禁不住长喟短嘘，特别是在个人美梦飘渺无依之际，居然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酸葡萄咒语。

因此，作为苏轼，除了政治理想的牵绊以外，在自我意识中，还饱受佛、道、儒三家强力思想与观照理念的相互夹攻，苏轼的自我与他我，几乎一半出世，一半入世，或许还有一部分什么也不是。面对生存的丛林法则，此情此景之际，也难免不心潮起伏。从京城到此地，早就饱含凄风苦雨。茫茫苍苍的黄州，断壁巉岩，森然高耸，滔滔滚滚的大江，无日无夜，无始无终。满眼萧然的苏轼，放眼远望，地迥天高，定格身旁，苦宅黄芦。苏轼摇头喟叹之余，觉得自己，真正成为一条被朝廷遗弃的狗了。我们从他的《寒食帖》中，明显看到，老苏的内心，块垒与苦痛相兼，迷惘与梦想共举：苦雨搅着湿柴，泪水拌着忧伤，独上层楼，浩虚苍茫，静观自我，归路何在。内外交困的苏轼，不得不面对严峻的自我人生。好在还有几个友朋，愁苦郁闷之际，可以举酒邀月。这其中，一个老衲──弥勒和尚，始终对老苏充满了人文以外的宗教关照；一个山谷──黄氏庭坚，誓死捍卫老苏，典型苏轼门下一走狗。老苏拥有这几个人，苍凉的人生底板上，不多不少有了几许晨曦黄鹂的混合温馨。暗淡寂寞的黄昏，阴风撩人的夜晚，也因宗教的关照渐渐变得安详明亮。这就是苏东坡，人文，情理，事理共处的苏东坡。

宗教，作为人类心灵的皈依，作为人类世俗生命的绝对补充，总是具有神奇的力量。无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是其他什么教，常常引领人类的心灵。让生命走向本真、祥和、宁静、自然。当然，我们不否认，宗教在局部意义上，也是政治或者政体的补充。政治蒙羞时，宗教总是跳出来；宗教蒙难时，政治也总是跳出来。正如老子所说，损有余而补不足。作为个体，对宗教的赞美与崇拜，也是摆脱世俗苦难的有力途径之一。因此，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可怕的，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是危险的，在此前提下，苏轼的宗教理念终于照亮了自己：面对生命中的一切遭遇，能微笑尽量微笑，能哭泣尽量哭泣，坚决不模棱两可，或者坚决模棱两可。这就是苏东坡。当然，作为人文的苏轼，有世俗生活的烙印，生命就是从世俗走向世俗，然后在不自觉当中升华，这升华的一部分，就是精神敲打黑暗，理念敲打世俗的折射。

二、文本绝唱：谪居叙事与谪居情怀

苏轼的《赤壁赋》，有两篇，一篇写于元丰五年（１０８２）七月，一篇为十月。前者写水，后者写山。无论写水还是写山，都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人文世界观，表达了自己对生命里程的自我观照：无论世事怎样换山换水，只要能够紧紧把握住人文自我，生命就会丰富起来，生命的内蕴也会深刻起来。有了这种观照，无论怎样寂寞，也会让生命悄然感动。

在前《赤壁赋》的文本叙事中，作者不露声色地展现了一幅和谐自然物我一体的画面。从白天到夜晚，再到白天，时间的转换与空间的衔接，形成了这篇赋的基本事理走向。使之更像游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俱全，仅仅把记游过程虚化。时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地点：赤壁。人物：苏子与客。事件：游览。这种游，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秋游。古人都有春游与秋游的习惯，特别是九九重阳，都有外出登高的习俗。这几个要素，作者仅用了一句话点出，简洁明了。交代完毕之后，就进行描写，再把描写与叙事结合起来，于行云流水中，构成了本篇的叙事游移与情绪起伏。

作为文本本身，界定为“赋”，按照刘勰对“赋”的定义，“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根据这个界定，文本就别有韵味：叙述中有描写，描写中有感悟，感悟中有议论，议论中有叙述，叙述中又有描写，形成一种情感回归主观再现的有机循环。如前所述，叙事要素交代清楚之后，情感要素走上了前台。“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写出了江面的辽阔与景色的壮美，展现了自然的融和与心灵的安详，扩展了自然与自我的有机嫁接。“清风”与“水波”，构成了唯美多元的画面，如果人生走向能够这样，该是多么完美。但我们的生命不是自然，自然也不是我们的生命，各有各的生命轨迹，各有各的生命归程。为此，当苏轼面对长天清江，孤鹜落霞，内心的明快亦如秋江枫叶，几分红润，几分优雅，几分清闲，几分无为。于此，饮酒诵诗也就顺理成章。主客互乐，不是因为有酒，也不是因为有诗，而是因为自然宁静祥和的清江态势，因为美丽景色的基本提醒。这种提醒，无疑醇化了文人的内在情感，也敏感了文人的情感自我，不自觉拉近了物我之间的比照关系。这种嫁接，构成了景语与情语的相互叠加，加强了情感内敛与言语张扬的外射。后面的叙述与描写，更加强化了这一点。月出东山，徘徊斗牛，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凌万顷，如冯虚御风，如遗世独立，此景此情此态此感，把物我二者，全面融合起来，物化与情化的相互婉转，构成了洒脱飘逸的自我。这种由眼前景物再到内心膨胀的酿化过程，完完全全体现出了克罗齐的美学观点。水天如此，浩淼如此，小舟如此，想象如此，此时此地，此景此情，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惬意的呢？行文到此，作者在本段结尾，毫无顾忌地说道，羽化登仙差不多就是如此吧。

我们都知道，成“仙”，是道家的一大追求，或者是唯一追求。一个人一旦成了“仙”，就可以“天地齐寿，长生永恒”。作为苏轼，产生这种情怀，当然有其原因。抛弃世俗，是苏轼此时的基本愿望。这种愿望，显示出一种境界。境界的高低往往决定一个人的高下。一个低境界的人，是不太可能在内心产生自我强化的态势的。这点，在我们的传统书画艺术中，体现得更加鲜明。境界，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我们评判事物高下的基本标准。苏轼就在这种境界中，充分表达了自我的瞬间欲望：对仙的渴求，对世俗的郁闷，一个有飞仙企图的人，对世俗常常是不合作的。

为此，我们能明显感受到作者此时的情绪定向，喜悦的内心与宁静的景物构成统一，构成相融相照的明亮关系。这实际上属于乐境：心境俱乐，主要是心乐。但事实上，这种乐是一种假象，苏轼的乐只是暂时的。在我们的生活场景中，常常有乐极生悲之说。在此，“乐”是表象，真正的内在，却充满了挣扎的渴望：这种月白风清的日子，在生命中并不多得，正是因为不可多得，才有了下文的情绪转移：举酒属客，扣弦而歌，月明景澄，惆怅我心。“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桂棹兰桨，空明流光，心念美人，渺渺远方。苏轼内心难以释怀的东西，通过这几句话表达了出来。我们联系苏轼的生平，就能明显看出，政治上失败的苏轼，实际上是不甘心的，一个有自我壮志，又满腹经纶的人，不想在自我生命，社会舞台崭露头角，那是假的。只要是生命，都有自我表达的欲望，都有自我表现的野心。作为客人，对苏轼甚是理解，一句话也没说，埋头吹起洞箫，其声呜呜，其音袅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旋律中溢满了难以言说的悲伤。洞箫，在此仅仅是一种道具，却冻伤了苏轼更加苍茫的发配之心。

赤壁，本来不是古战场所在地。自然雄浑的山势，奔腾咆哮的江水，在秋江月明之夜，显得分外安详。这种动静相兼的自然景观，构成了赤壁秋夜特有的韵味。苏轼面对客人的洞箫，无言以对，禁不住灵魂的黯然，无奈之中，只说了一句，“何为其然也”。想借此，掩饰住自己外在的沉默与内在的喧腾。而客人的回答，却又加深了这种沉默的态势：一世枭雄曹操，当年挥戈赤壁，那气象，那阵容，那不可一世的辉煌，而今安在？或许，任何丰功伟绩，在时间面前，都微不足道。任何生命，在时间面前，都绝对无依。任何人，无论伟大，无论渺小，在时间的追赶下，最终走向虚无。与其在尘世苦苦挣扎，抛却人性与生命，为那虚幻不存的东西，不惜扼杀，摧毁，甚至葬身荒野，远不如渔樵江渚。侣鱼虾，友麋鹿，驾扁舟，举匏尊，寄蜉蝣，渺沧海，如果有可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这当然仅仅是想象。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就导致了人的困惑性，生命的内在价值究竟何在。所以，在生命的自我走向里，任何得意都有失意，任何失意，当然也可能有得意，但人生更多的时候，是无奈。无奈之际，我们除了把情绪或者情感自我转向以外，还有什么呢？当年徐文长在政治上失意之后，情感扭转遇到误区，不得不对自己下手，对自己下手不成功之后，又不得不把这种自戕的心理转到对艺术的顽强追思，正是因为这种追思，我们今天的书画苑囿里，才有了一朵潇洒飘逸的不死之花。

苏轼在此，借客人之口，表达出自己的基本人生态度。仕途不顺，不如求归。归隐，是失败文人们的崇高妄想。当年陶渊明在政治上误入歧途之后，很快矫正自己的心理视角，赶紧回家，过上真正苦闷的幸福生活：物质与精神的悍然决斗，使得老陶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更加自我完善，咬牙切齿地走向不归的远方。苏轼在此，不得不再一次展现自我的基本情愫：在这逃亡的路上，真的有自我的尽头吗？苏轼内心没底。内心没底的苏轼又不得不再次面对。这是一种矛盾，自我与他我的矛盾。怎样才能解决这种矛盾呢？这又回归到了宗教。宗教，在苏轼的生命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宗教总是在苏轼无助的时候，从幕后走了出来，充当了精神教父。在苏轼对客人的回答中，几乎都是宗教伦理的翻版，这其中，有佛教，也有道教。苏轼在这种自我解嘲的辩论中，展现出苏轼对生命二元的理解，也表达出苏轼对生命本我的尊重与正视：水，逝者如斯，却未尝往；月，盈虚如彼，却卒莫消长。从变者而观，天地不能一瞬；从不变而观，物我都将无穷。于此，无论英雄豪杰，无论山村野夫，都没有必要去羡慕什么，只要按照自我的生命轨迹走下去就是。再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正如这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物我共有，又何必去杞人忧天？面对如此良辰美景，不好好享受生命的快乐，反而去忧心忡忡，于情于理，能说得过去吗？

这一段回答，明确表达了苏轼的自我生态观：生命无论走向哪里，也无论富贵贫穷，都不值得高兴或者悲哀。生命有限，主要是过程，而不是结局，作为我们自己，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灵魂。正如伊壁鸠鲁所说，幸福的生活，就是快乐和健康，灵魂没有困扰。因此，无论生命走向如何，有酒就喝，困来就睡，该来则来，该去则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曾经有人问一得道高僧，修行的最高境界是什么，那老禅师说，饥来吃饭困来眠。我们纵观苏轼的一生，旷达是主体，苦难是客体，欢乐是媒体，在黑夜里追寻自我是绝缘体。苏轼在此的答复，实际上是以乐写哀，只是我们今天阅读的时候，已经很难体会当事者的苍茫。苏轼的内心理所当然在煎熬中：今天如此，明天呢？如果没有明天，那是例外。这当然是潜台词。

纵观苏轼的这篇赋，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叙事走向在文本中是弱化的，情绪转换是显性的。通篇的情感暗示都控制在弱化的叙事当中。但弱化并不等于没有，叙事脉络的清晰走向，也可以理解成是情感的支线：白天──月夜──白天（早晨）；叙事经过：游赤壁──从流飘荡──主客对话──主客把盏──主客酣睡；情绪转换：喜悦（物我一体）──悲伤（物我各异）──喜悦（物我又一体）。如此的转换，我们不多不少有些明白，苏轼此为的基本目的不外乎是：任何外在的叙事，都是为内在的情感张本。任何生命，无论伟大，渺小，健康，残缺，都是时间女神的馈赠。对此，我们没有必要隔离自我，也没有必要背叛自我，更没有必要相互背叛，我们只能珍惜，如岁月珍惜黑暗，如生命珍惜死亡。这其中，对生命个体，对生命种群，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应该表达自己的敬畏。

总之，叙事是感情的外化，情感走向的升华才是本文的根基。司马迁评价屈原的《离骚》说，整个一部《离骚》，都是遭遇忧愁的结果。当一个遭遇忧愁的人，总是率先想把自己的忧愁表达出来。这点，也符合我们当今的社会心理走向。社会心理学家曾指出，当一个人的内在情绪不通过外化的方式转换，那是非常危险的，又特别是当生命群体遭受压抑或扭曲。苏轼的情感纠结，在谪居的路上，只能通过这种方式释放出来，我们不得不说，星光也是寂寞的。

也许，只有生命走到一定程度，才能进入一种境界。只有进入一种境界，生命才会从真正意义上旷达起来。只有旷达起来的生命，才能接受生命外在与生命内核的碰撞，才能走向自我意义上的安详与宁静。苏轼的情怀让我们怀念，无论他的孤独，不幸，悲哀；无论他的旷达，隐忍，善良；无论他的笑看人间，用自我生命，滴出幽暗苍茫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