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女儿放学回家，指着脖子上的红领巾，激动地告诉我说，她已经是少先队员了。女儿随后给我唱起了少先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打倒敌人，勇敢前进……。

我看着女儿那张生动活泼的笑脸，再听着从她嘴里唱出的与她的年龄完全不相称的所谓少先队队歌，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我就问女儿，假如爸爸是你的敌人，你怎么办？女儿毫不犹豫地握紧拳头，说，打倒！大有一种大义灭亲的架势。

我想，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谈何接班人呢？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这倒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我不知道女儿这一辈的人还该去革谁的命？敌人是否就一定得打倒？……。任何一群人在世界上总有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群人的存在，是否就一定要打倒对方？能否求同存异？这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奥斯威辛、南京大屠杀、焚书坑儒和文化大革命。

我在这首歌里听不到和平、宽容、自由、友情、亲情、母爱、善良和真诚的声音，听不到对大自然的赞美，听不到对生命的歌颂，而所能听到的只是血腥和仇恨，狭隘和偏见。人是否只能有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或主义高于一切，并且不惜为它牺牲的主体：自我和他人。

这种灌输仇恨，宣扬狭隘的歌，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可是，我们的孩子们就得这样一遍一遍地唱下去……

之二：威胁与恐吓

近年来，社会各界反思和改革语文教学的呼声很高，在众多的声音中，《拯救中学语文》便是改革中学语文呼声的一部新“盛世危言”。其中作为该书序言的钱理群、摩罗、余杰的关于“中学语文”的三人谈，即《中学语文教育弊端及其背后的理念》的贡献是巨大的。

这个序言带来新的理念，同时也从多个方面审视了现行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其最大的价值在于让我们思索一些从前忽视了的问题。当然，作为一种探索，我们也希望听到另外的声音。可是，我们听到了什么呢？

很快，在“两会”期间，3月11日的《文艺报》用了一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拯救还是戕害》的文章。这篇文章充满了威胁和恐吓。

譬如：他说“《审视》这本书是去年4月出版，这正是美国和‘北约’大举轰炸南斯拉夫的时候。过不久，美国疯狂轰炸我驻南使馆……恰恰这时候，《审视》一书出版”。一本探索语文教学改革的书，竟然和美国轰炸我使馆挂上了勾。

作者大概也知道国人有健忘的习性，似乎觉得与轰炸大使馆挂钩还不过瘾，就立刻联系当前形势，说“《审视》是与法轮功相呼应的”，以图借整治法轮功来整治异己，威慑任何要求改革教育的声音。

该文的作者叫凡夫，果然不凡。作者对《审视》一书尽诬蔑之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在几句所谓结束语中，终于道出个中的缘由。他说：“《审视》一书的策划者们不仅要为自已的声音争得一席之地，而且要席卷全盘，取而代之。”原来，他所担心的是别人“取而代之”。因为担心别人“取而代之”，所以，就得尽诬蔑之能，以借助政治的力量，强行给你嫁接上某些罪名后，以求得“实际解决”。当然，这不是什么新招，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这种招术只是“温故知新”罢了。

之三：哲学的词条

《教育报》2月23日第3版刊登一篇署名江乐山的题为《坚持教育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文章。该文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节中，批评《审视》所说的“中小学长期以来没有哲学课……”该文反问道：“难道马克思主义不包括哲学？”

我想江先生可能对哲学的基本概念没有弄清楚。我手头就有一本《新华字典》（1980年版），翻开1065页，查“哲学”词条：“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人们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一切哲学派别按照对这一问题材的不同回答，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很明显，是哲学包括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了哲学。

我想，江先生要想坚持教育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应当多读一读马列主义著作，或者说，至少在大谈哲学之前，也该弄清什么是哲学？案头放本《字典》是需要的，开卷有益嘛。

之四：难解的诗

《审视》一书的开头有这样的一段话：“悲惨的中学生朋友，我的弟弟妹妹，你们学了十二年的语文，居然写不好一个字条，你们学过数百篇的语文，居然听不懂一首歌谣……”有些人对这段话特别愤恨，说是煽情，说是对五十年的抹杀，说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那么真实的情况如何？

有一回，我给大学中文系的新生们讲一首“二战”时很流行的歌，大意是：

春天来了，大地上开满了鲜花

鲜花哪里去了？鲜花被美丽的姑娘采去了

美丽的姑娘哪里去了？姑娘被大兵带进军营里了

大兵哪里去了？大兵都到坟墓里了

坟墓哪里去了？坟墓被鲜花掩盖了……

这首诗的意思很明白，是写战争对人性和美的摧残，同时也说明了美的不可战胜。

可是，有些中文系“大一”的学生是这样理解这首诗的：

“美丽的姑娘不该采拮鲜花，因为公园里写了‘不许乱攀花木’。大兵把姑娘带到军营里罚款去了。其实大兵不必太较真，大兵都会老的，而且老了都会埋进坟墓里的，何必在乎几朵鲜花呢？”

他们还认为诗的最后一句应当删除，可有可无。

我们面对学生们如此贫乏的想象力，面对泱泱诗歌大国传统的丧失，只得痛声疾呼：“孩子们，把你们在中学所学的语文全部扔掉吧！”

之五：政治挂帅

《审视》一书涉及的一个敏感的话题，是批评了中学语文教材中领袖文章选取比例占多，也就是后来《文艺报》的《拯救还是戕害》给他们扣上的“政治攻击，抨击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帽子的缘故。而就在九年前，海峡那边台湾岛上的一次座谈会也谈到了这一问题：

“……对于政治性的文章，我认为应该予以删除，因为占掉太多的白话文的篇幅。……因为课本中政治性文章都是蒋中正、蒋经国、国父三个人写的，这给我们一个印象，好像他们只会写政治文章，所以一看到他们的名字，我们就会想又是那一套。……而我们现在选的这些文章很多都不合时宜，徒然导致反感，同时现在也不需要再灌输那些‘革命’之类的思想了，更不需要在国文课时灌输。……国文课本编辑要旨里所谓‘激发爱国精神’，即使放在公民、三民主义里也很教条，倒不如把国文课本中的政治教化文章全部移过去，然后好好改进公民、三民主义课本的陈述和教学方式，到那里去进行思想教育，至于国文课本就留给真正的文学吧！”

他们还评出学生最不喜欢的课文前五名：

《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民的精神》（蒋中正）

《一位平凡的伟人》（蒋经国）

《灵山秀水挹清芬》（潘琦君）

《革命哲学》（蒋中正）

《这一代青年的新希望》（蒋经国）

我们发现，两岸的中学语文（国文）教材虽有诸多不同，但有两点似乎是一致的，即皆由执政者制定统一教材，教材内容皆是政治挂帅。由此可见，政治挂帅是受到两岸语文界同人共有的反感的。当然，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是负着怎么样的罪名？

许多政治性的文章在今天早已不合时宜。有的文章即使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选取教材应当更加关注当今的形势，关注时下的生活现状，关注语言文学这一块。我们不可能要求写不出一张像样的字条的学生去研究文学史和社会发展史。

之六：智慧

有一天放学，我去学校接女儿。她在路上自豪地说：“爸爸，我又得到一朵小红花。”我照例夸奖她几句。过了一会儿，女儿若有所思地说：“爸爸。其实得小红花并不难，我已经知道得小红花的方法了。”我觉得奇怪，就问她怎么样才能得小红花。女儿掩饰不住得意说：“老师发小红花时，我就趴在桌子上，装着这回又没有我的样子，结果，老师就问同学们我表现怎么样？同学们说，好。老师就给我了。”

女儿的话让我很吃惊。她才是七岁的小鬼人，却早早地知道如何乞求怜悯，投机取巧，而这些东西是我付出一辈子的代价都没有学会的。

我住公安局的宿舍楼。有一天，我听见几个男孩在窗口对话。一个说，我爸爸是警长，专门抓坏人；一个说，我爸爸是队长。你爸爸听我爸爸的；又有一个说，你爸爸是中队长，我爸爸是大队长。你们爸爸都听我爸爸的，你们也要听我的。前面的两个小孩似乎都承认后边的小孩说的事实，乖乖地跟在了那个爸爸是大队长的小孩后边去了。

我看这些小孩也就七、八岁。这些严格的等级划分是他们天才的领悟，还是娘老子教给他们的，就不得知了。

国庆节的晚上，学校组织教师去公园游园，就餐，观赏焰火。这天确好轮到我和班上的一个学生干部责班。我想，这个学生干部平常为班级做了不少工作，就把我的一张门票给了她。门票很贵的，算着工会的一百元福利。

可是，那天晚上，这个学生干部依旧来责班。我问：“为什么不去看焰火？票呢？”她说：“门票送给某校长了。”我很吃惊，难道说我就不知道把门票送给某校长吗？我这当老师的只知道眼睛往下看，可我的学生们都懂得眼睛要往上看。

我隔壁住着一个画家，整天为卖画而犯愁。他儿子上小学五年级。有一天，儿子对父亲说：“爸爸，你别愁卖画了。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你假装死了。你死了，你的画就值钱了。我替你卖画，把卖画的钱打到你银行的存折上……”

我用的是模拟网的手机。现在用模拟网手机的人少了，就想换成一个数字的。我的上小学五年级的外甥对我说：“舅舅，你这个手机千万别卖掉，将来没人用模拟网手机时，电信局就会来收购，那时就可以好好敲他们一笔……”

你能想象出这些话出自这些十二、三岁孩子之口吗？

周作人说：“人生的季节是不能颠倒的。”我不知该为孩子们的智慧喝采，还是得为他们悲哀。

之七：天赋

女儿还没有学会走路时，姥姥就给她讲了许多神话故事：孙悟空大闹天空，哪咤闹海，夸夫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美人鱼，白雪公主，圣诞老人……，可是，女儿上了幼儿园后，忽然对这些故事失去了兴趣。

女儿对姥姥说，姥姥，你说的这些全是假的，世界上可没有神仙鬼怪的。女儿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唯物主义者。

我承认孩子们的老师是太聪明的，而且他们早早地把这种聪明传输给了孩子。可是，你们想没想过，那么多的美丽的神话和传说，在七、八岁的孩子那儿已经失去了魅力，全成了假的，这是怎样的恶果？

女儿喝着娃哈哈、雪碧，啃着炸鸡，拎着大礼包，但是，她生活的并不快乐，至少说，没法和我们的童年相比。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陪伴着的是蓝天白云，阳光，绿色的田野，清清的小溪……。现在，生活条件无论怎么提高，女儿都必须每天走进幼儿园，和她的小朋友们一道，绕墙坐成一圈，小手背在后边，一动不动，一直坐到放学。

课间操的时间太短，就像犯人放风一样。孩子们晒不到太阳，吹不到风。他们不知道，爸爸妈妈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送到这个地方？所以，我经常看见一些小孩在幼儿园门口哇哇大哭，对那些笑容可掬的阿姨怕的要命。

我一向认为女儿是很有语言天赋的，可这学期，她的语文只考了78分，据说在全班倒数。我记得女儿四岁时，她妈妈领她去浴室洗澡。女儿问妈妈：“浴室的墙上怎么出汗了？”还有一次，她早晨醒来，对她妈妈说：“妈妈，眼屎在我眼睛上跳舞呢。”除了这些，女儿还能背上十几首唐诗，还能讲许多的童话故事。她甚至能将《还珠格格》说的头头是道，比她母亲还强。可我不明白，她的语文水平怎么会在老师眼里这么糟？

女儿考试成绩不好，从前活泼的小脸变得闷闷不乐，心事重重。她妈妈发现她默字没默出来，就骂她，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后来，女儿考试没考好，就学会隐瞒，学会了说谎。她谎言编得很圆，几乎看不出什么破碇。

女儿的语言天赋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发展。我担心她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没有自信地活着，依赖谎言而生存。

之八：语文课与文学

有一次，“电大”请我去给学生开一个文学讲座。他们早早就把海报张贴出去，写着：欢迎著名某学者来我校作讲座。那天下午，“电大”礼堂里学生爆满，大约坐了两百多人。

开讲前几分钟，组织者向学生们透露了举办的是一个文学的讲座。呼拉拉——，学生们猖狂外逃。这让组织者始料所不及，转眼间，礼堂里变得空空荡荡，只乘下十几个人，其中有些是学生会干部，因碍于组织者的面子才没有离开。

组织者十分尴尬。我们只得将讲座改成了座谈会。

我问学生们，为什么谈到文学，就谈虎色变，桃之夭夭呢？学生们说，文学不就是语文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东西吗？我问，你们那么多堂语文课不同样坚持下来了吗？学生异口同声说，那是因为考试。话外之音是，你这文学讲座又不考试，当然就没人听。

我们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把学生的兴趣引入课堂，还是把学生从语文课堂上撵出去？有许多人学了这么长时间的语文课，却说不出哪篇课文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说不出哪篇课文对自己的成长产生过影响。文学在学生眼里就是语文课上枯燥乏味的说教，死气沉沉的板书和一大堆课后作业。

我不知道学生把语文同文学对立起来的情绪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同学们对文学的热情就这样被语文课耗尽。

之九：体制

我们学校这几年大谈语文教改，然而收效甚微。原因何在？

我认为体制上出了问题，特别是用人体制上问题严重。

我们学校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有一类人，课讲不好，从讲台上下来后，分派到科室和后勤部门工作，而这些人在这些部门也确实价有所值，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这些部门有着与领导联系紧密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很快这一类从讲台上淘汰下来的，受到了重用和提拔。有的当上教务科长，有的当上校长，有的经过此番镀金后，重新回到讲台上，但是，是以教研组长学科带头人的身份回来的。

这样，我们的教改就须在一帮最糟糕的人领导下开展，这就是改了这么多年改不下去的原因。

有一年，我们学校从外地通过复杂人事关系调入某语文教师。当时，学校组织语文教师听她的课，大家一致认为，课讲的很糟。这样，这位教师就只有先摆在办公室打杂，后来又去教务科帮闲。

几年后，这个很少上课的女教师竟然当上了语文教研组组长。教务科长向我们解释说：“某某的人品、水平都差。我们研究决定，让她离开教务科。因为她是科员级，相当于股级，所以，就只好让她当语文教研组长。因为语文组长也是股级。”现在，我们的语文教改就在这位从民主和集中两方面看都不合格的组长领导下开展，结果可想而知。

目前，中小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依旧极为普遍。你讲课讲得好，就只能永远站在讲台上，接受一些不学无术之徒的指导。学校领导极少是从课堂上提拔的，也极少有因业务知识强而受到提拔的。

没有好的学科带头人，还谈什么教改？这就是教改搞得非牛非马的原因。

之十：素质教育

近年来，素质教育代替应试教育的呼声很高。可是，究竟什么是素质教育？在一些人眼里，素质教育就是不考试，不布置作业，又称减负。其实，素质教育只是教育的目的，即提高人的素质。而应试教育只是一种教育的手段，是对教育的评估、论证。以目的来取消手段，是否有失偏颇？

就目前的现状来说，素质教育还缺少客观评判的标准，应试教育虽然存在各种弊病，但是，还没有能找到一条比其更客观公正的手段。秦晖先生认为：“无论如何，‘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比之凭门第、出身、关系、背景，凭财力，凭有权者或其他人主观色彩浓厚的举荐等等来取人，都有要好得多。尤其在一个社会机制不健康、举荐容易流为黑箱操作的环境下更是如此。”

现在，有的学校取消了期中考试，不布置家庭作业，另外搞一个课外兴趣小组。他们以为这样就实现了“减负”。可是，学生家长认为所谓的“减负”，只是学校减了负担，而家长们增加了负担。他们用了一个“踢皮球”来形容。家长们额外给子女增负，以应付将来的统考，应付日益激烈的竞争。

有些课外兴趣小组摆在星期六，既占用了教师的休息时间，同时又因向学生家长收取费用，搞得教师和学生家长都不满意。

其实，素质教育的关键还是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教师的素质不提高，还谈什么素质教育呢？目前，以中国高校为例，中国高校教师与学生的比例是1∶10.35。而美国是1∶17，韩国是1∶22。所以说，中国缺的不是教师，而是教师的素质。

之十一：虚假的命题

我对1994年江苏省中等农业学校招生考试的作文试题作过一个个案分析。作文题目如下：“1992年，中日两国草原探险夏令营中，日本孩子病了硬挺着走到底，中国孩子病了回大本营睡大觉；日本孩子家长走了，只给孩子留下鼓励，中国家长来了，在艰难的路段将孩子拉上小车；日本人说，中国的下一代不是他们的对手。夏令营成了两国下一代人的一次较量。”

据有关报道说，这件事纯属子虚乌有，是博闻强记的出卷人屋子里的创造。当然，我们并不反对这种创造，而只是对此作个分析。这样的作文题说了这么多的话，而真正留给学生的想象空间并不大。作文的走向都已经在题目中预先设计好了，无非是说，中国的家长忽视了对下一代吃苦耐劳精神的培养，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下一代将输在日本人手上……

我记得只有一个学生对这篇作文题的比较方式产生疑问。他认为日本参加夏令营的同学和中国参加夏令营的同学，都不能代表全部。中国参加夏令营的往往是一些家庭条件较优越的城里孩子，怎么能代表中国全部呢？该同学的答案超出预先设计好的走向，命运可想而知。

孩子病了是否该回大本营睡觉？我想起我上初三时发生的一件事。那时，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他是全县统考第一名。有一次，学校组织马拉松长跑，恰好这时，他患了病毒性感冒。班主任要他带病坚持参加比赛，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为全校学生树一个榜样。就这样，他坚持跑完全程。可是五天后，这个品学兼优的同学就离开了人世。

语文教师在作文课上，制造大量的虚假作文命题，结果只是教会学生如何制造谎言。譬如：写学雷锋、做好事的作文，同学们就会在一夜之间捡到许多钱包；写父亲、母亲，就会有许多同学莫明其妙变成了孤儿；写我的老师，绝大多数同学会写语文老师，学生说出的话让你感到肉麻……。还有的教师竟好意思把这样的作文四处给人看，说这就是他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真、善、美，没有真，还谈什么善和美？

王蒙认为，作文的真实其实是个牵涉到一代人文风、学风和做人的大问题。只有让中小学生用自己的脑子、自己的笔、自己的语言来写作文，才能真正达到学作文、学做人的目的。

之十二：统考闹剧

1994年，江苏省农林厅为推售一套自编的教材，对全省八所农业中等技术学校实行统考。他们打着“教考分离，检验八所学校的师资水平”的招牌，演了一出统考的闹剧。

统考的关键还是一个“考”字。如何考？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些决定：语文考试不考作文。因为作文的评分标准较难把握，担心教师从本位主义出发，对本校与他校的评分标准不统一。虽说教材叫写作教材，实际上不考写作，而考一些关于写作的知识。

譬如：计划的三素是？说明文的主要特点？什么是间接抒情？条款式合同的构成？专用书信与一般书信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等等。卷子的全部内容由概念组成，只考了机械记忆能力。

他们还对出题范围作了规定：即由八所农校各出两张卷子，计十六张卷子。这样，各所学校为了考得好成绩，就想方设法凑齐这十六张卷子。老师预先做好答案，再让学生加班加点地记，还喊出了为校争光的口号。临考的前夜，因为有的卷子刚刚搞到，就让学生集体加班到凌晨，有的学校还发夜餐等，严重摧残了学生的身心健康。

最后考出的成绩更荒堂，以我带的一个班为例，竟考出了平均89分的高分。有的学生得到了有生以来的语文最高分。因为这些学生的速记和速忘同样惊人，这方面的能力很早就得到了开发和培养。

某些人为谋取一己之利，如此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竟然在全省范围内有组织的开展进行，难道还不引起我们对现行教育体制的担忧吗？难道说这么多的校领导就没有一个懂教育吗？难道这种担忧是杞人忧天吗？

之十三：流氓的爱国主义

圆明园大水法、远瀛观遗址，是圆明园里最美丽、最壮观、最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也是对后来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生动的地方。那种“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景象，有一种残缺之美。文明与野蛮在此形成鲜明的对照。每个中国人来到这儿都会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产生无比的愤怒，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有些人表达这种情绪的方式笔者就不敢苛同。

大水法和远瀛观的洁白的大理石柱子上，涂满了污言秽语：“老子日八国联军的奶奶！”“落后就要挨打！”“某某到此一游。”“不忘国耻！”“狗日的八国联军！”等等。我想对我的义和拳同胞们说，你们这样乱涂乱画，并不是爱国，而是对美的践踏，对珍贵遗址的破坏。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文盲也同样不是爱国主义。

在这里，我既看到了帝国主义的暴行，也看到了孔夫子说的：“礼义失而厕于野。”

之十四：师德

校园不是世外桃园。今天，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校园里拜金主义滋长，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教师的师德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只有极少部分的人坚守着师道尊严，坚守为人师表的准则。可以这么说，金钱交易严重地损害了师生之间的关系。

这几年，我当班主任，亲眼目睹的了一些普遍的丑陋现象：

1，校服：新生到校后，就要做校服。这时，往往是班主任和体育教师在其中私下交易、取得回扣。如果校服不让体育教师来订货，你班上学生的体育成绩肯定不会好的。因为这样的坏风气开了头，所以，校服往往是实际价格的一倍以上。

2，某些任课教师，往往事先放风，说班上某某学生不及格，然后，就有学生来说情，通关系，一条烟或几瓶酒，这样就过关了。所以，学生们都知道如何及格的窍门。我班上就有一个学生专门从家里弄一批假烟假酒，在校内销售，同学们都知道是专送老师的及格烟和及格酒。

3，某些班级要想评得先进，就得拿出班费请团委学生科干部的客，还要关注各科任课教师。所以，我们班委会开会时，大家一致意见是不要当先进班级。

4，考试存在严重的泄密现象。有的是任课教师泄密给关系户，有的是打字室教工和教务室教工往外泄密。

5，自编教材，讲义，额外向学生收取费用。

6，拼命多上课，多拿讲课金。教务上只认量，不认质。有的教师甚至一天上六节课，有的同时上两个班的课。

7，班费账目混乱，班费成了班主任的私人金库。

我所说的师德经受最大考验的原因主要在于，那些不讲师德，在学生身上捞钱、口碑极差的人，因为适时地贿赂，受看不见的手的操纵，反而在学校里如鱼得水，俨然一副新派人物的面孔。

之十五：民主与专制

我当班主任时，决定在班上开一块民主试验田。

我们班上的班干部全部民主选取产生，实行的是海选制；班级重大事务决策由全体投票决定；每年的三好生，优秀学生干部都有民主评议……。可是，我的这套民主班委很快就出了问题。

首先，他们争当和事佬，担心得罪人会失去选票；其次，接受贿赂，包庇犯错误的同学。他们对付我的检查，就是靠蒙骗。班级工作就成了问题。相反，我隔壁一个号称母老虎的班主任。她搞专制，全是一人说了算。她们班上的同学是敢怒却不敢言。虽然同学们背后骂她，但是，她们班级工作相反开展的很好。

我尊重同学们的人格和自尊心，很少批评人，对犯错误的同学以说服教育为主，可效果不佳。隔壁的母老虎往往是以侮辱性的话语对待同学，而且满嘴的恐吓和威胁，可效果却很好，同学们谈虎色变，都怕犯错误落在母老虎手上。

我和母老虎交流工作经验时，她批评我，说我工作的失误就是太把学生当人看了。我觉得这既是我班主任工作的悲哀，也是我们教育的悲哀。因为我们的学生经过这么多年的奴化教育后，当你给他做人时，他却无所适从。奴化教育已经使他们养成了奴性。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该像罗伯斯比尔那样，如果人民不要民主和自由，就得用专制来强迫他们接受。有些同学甚至说，他们宁肯要一个专制的班主任，也不愿要一个民主的班委会。

之十六：目的

我们的教育目的何在？是要将学生制造成一个会生产的工具，还是培养成一个有理想、有文化的新人？

目前，许多学校，特别是一些专科、专业学校，技术主义倾向严重，把学校当成培训专门技能的场所。这种极端功利的办学思想、办学目标，急功近利，舍本求末，必然导致重视某一技能，而忽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轻视文科的现象很严重，这不仅是对语文教育的轻视，而且对整个人文科学和人文教育的轻视。

以笔者为例：我在一所技术学校任教。我已出版多部长篇小说，在全国的一些文学期刊、杂志、报纸上发表多篇文章，但是，这些都末被列为学校的创作成果，甚至还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务正业的表现。

众所周知，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在技术主义的笼罩下，忽视人文建构，那么，培养出来的也只是一些人格不健全、心智不丰富的街头工匠。秦晖先生认为：“对技术型人才的重视与其说是基于工业文明，不如说是基于‘洋务意识’，即担心落后要挨打。”如果受教育者基础薄弱，专业分工再琐碎，实际上也不能适应知识迅速更新的今日世界。

我们只要回顾一下这些年的教育格局，就会发现，我们的教育从来就没有回到教育正确的规道中，先是政治挂帅，后是技术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

但是，“现代的人类之所以要设立具有相对独立于国家行政的社会地位的现代学校教育，其主旨即在于向社会的下一代提供比国家政体和风俗习惯更具超越性内容的社会教育，从而可以使他们有能力担负起进一步改造社会、推进文明的职责。”

之十七：语文考试

语文考试搞的比数学还要严密，好象答案只是唯一的。其实，语文这东西有着很大的模糊性。据说数学也有模糊数学。譬如说，“僧敲月下门，”难道说“僧推月下门”就一定错了吗？

有一次语文考试，题目是把一段文字按正确的顺序拼接。当时我教的班上没有一个同学做的符合标准答案。经过分析，我发现其实学生做的也都没有错，只不过并不是最佳的。并不是最佳的选择与错有很大的距离呢。这样的问题在全国统考也常出现。

所谓标准化的试题其实并不标准。有许多只是电脑时代、数字化时代的产物。譬如按标准化电脑评分：答案是惟妙惟肖，就不许答栩栩如生；答案是协力同心，就不许答同心协力。

我发现一个规律，越是水平低的人，出的试卷偏题怪题还越多。试题多摘自某些钻牛角尖的试题库。出偏题怪题的目的：一是想显示自己的高人之处；二是刁难那些不驯服的学生。王蒙说，他曾经做过几次中学语文标准化试卷，成绩都不理想，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也只有60分。

之十八：不求甚解

现在，许多语文课的教学，还采用着原始的大卸八块的教学法。即把一篇课文分段，然后再分层，然后再落实到某句话，再及字、词等。相关的有句子成份分析，修辞手法分析，逻辑关系分析等等。这种庖丁解牛般的支离破碎一篇课文，往往会忽视对课文灵魂的那一部分的把握。

我赞同摩罗先生说的：“对大师们的精典之作，要讲求不求甚解。”

我们怎么能要求学生一下子就达到大师的深度和广度，任何人对作品的理解无法脱离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的作品是需要反复去读的，对作品的理解与一个人的成长阶段性分不开。我们无法要求学生从《红楼梦》中看到封建社会的衰亡，也无法让学生真的从《狂人日记》中看到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原来是‘吃人’二字。

之十九：中国语言

语言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海德格尔说：“语言的边缘即世界的边缘。”如此复杂的现象怎么可以简单对待呢？

中国语言与西方语言相比，更讲究意会，心领神会，其特殊的魅力也缘于此。而西方语言的逻辑性较强。譬如：我们常说的“老头子晒太阳”、“打扫卫生”等，就不符合西方语言的逻辑。你无法用主谓宾的格式来划分，但是，每个中国人都能明白你说的意思。

中国语言与西方语言相比较，较为含蓄，符合东方人的心理特征。

譬如，英语一张口，你就大概知道对方所说的是地方、时间，还是为什么，它用Where，When，Why，What等开头。

而东方语言会说上半天，你竟不知所云。比如：“昨天晚上我看见路上一个女孩子……”你知道我这十一个字下面要说什么吗？多种可能性或许在十一个字后才出现。这与东方人的性格相关。就像一个老农去你家借锄头，他会先说些天气、地里的庄稼、孩子上学的事，最后出门时，漫不经心地说出真实意图，而很少直奔主题。

中国语言因为逻辑性上的欠缺，所以，中国很少能产生出大的逻辑学家。大约只有春秋战国时的名家。而同时期，古希腊已经产生出亚里斯多德，已经建立起完整的逻各斯体系。但是，中国语言也有着自己的特殊魅力。它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效果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了多种可能性。例如，唐宋诗词达到世界文学的高峰，至今依旧光彩夺目。

我们的语言审美也出现了问题。譬如《明湖居听书》中的一句：“那双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宝珠，如白水银里养着两丸黑水银。”我们一定要说这一句很美。

这样，就有学生模仿，写《我的同桌》，“她的头发像黑色的瀑布，眼睛像夜明珠，鼻子像大理石，嘴像一条小船，脸盘子像十五的月亮……”当所有这些比喻拼凑到一起时，就出现了一个极恐怖的形象。我看还不如说一句“我的同桌很美”来的实在。

现在的语法分析体系还是从西方套用来的。就是说，我们使用着中国语言，而衡量这种语言的标准却是西方的。这套不合体的标准，正是我们在语文课上津津乐道的。有些老师对修辞、语法、表达方式等存有一种恋物癖。

我们更应当从整体上去把握中国语言，把握语言的整体特征。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学生都成为语言学家、逻辑学家。

之二十：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的问题。

我们的文化观念和教育体制给了教师这样的一个地位，庄严的说教者、指导者、绝对权威。而学生只能被灌输、被管教、被批评、被指导。中国人的教育过程就是一个以牺牲人的尊严为代价的求得功利目标的实现过程。所以说，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

学生因为长期处于接受状态，就出现了一种接受依赖症。他们不会说话，不会表达自己的思想，处在一种失语状态下。因为高明的教师问的题目总是那么难，像脑筋急转弯之类。学生举手回答，多数是自讨苦吃，自取其辱。学生无法在回答课堂提问上从教师那儿得到优越感，多数是从教师那儿找到自己低能的证据。所以，现在的学生干脆不举手，加入到沉默的大多数。

这样的现象很可怕的，幼儿园提问的比小学多，小学比中学多，中学比大学多。难道说学生真的没什么问题可问？

有一天，哲学家罗素问哲学家穆尔，“你的学生中谁最优秀？”穆尔说是维特根斯坦。“为什么？”“因为，在我的所有学生中，只有他一人在听我的课时总露出迷茫的神色，而且老是有一大堆问题。”后来，维特根斯坦的名气超过了罗素。有人问：“罗素为什么落伍？”维也纳特根斯坦说：“因为他已经没有问题了。”

有一天，我走进教室，发现前面几排的女生纷纷拿出本子和笔，低着头、竖起耳朵准备记录。这是一种奴性的依赖。我告诉她们，上我的课没东西可记，我只要求你们参与，参与到这堂课的教学中来。你们只想着记录，法院书记员似的，忘掉了参与这堂课的学习，效果肯定好不了。

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应当是一种双向交流的过程。而我们的一些教师，照本宣科，讲课时低着头看教案，或者翻教参，这样，你如何把握课堂上的反馈信息呢？有的教师干脆就抄黑板，一堂课下来，学生没看见他的脸，只看见一个背影。

课堂教学不应该很沉重，像忆苦思甜似的，一个个苦大仇深的样子。什么是学习的乐趣？什么叫寓教于乐？我看着一个个像小老头似的，过早成熟的面孔，就明白了，这就是揠苗助长造成的后果。所以，聪明的老师懂得在课堂上适当地制造一些笑话，玩一点小幽默来调节课堂气氛。

学生上课看小说、走神、睡觉，说明了什么？请你最好别打搅他，而应当想想该怎样把课讲得生动些。如果有一天，你教的这门课不用考试，而学生依旧来听你的课，那么，你就是一名合格的教师。这比任何公开课、评比会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