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子传》(卷二)中记载了关于崔颢的一则小故事：初，李邕闻其才名，虚含邀之。颢至献诗，首章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儿无礼!”不与接而入。据《唐代诗人丛考》中记载，东家王昌在南朝乐府中已见。崔颢诗中“舞爱前溪绿，歌怜于夜长”，也是用的南朝乐府曲调的典故。难怪胡应麟评说：“‘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是乐府本色语，李邕以为小儿轻薄，岂六朝诸人制作全未过目邪?”可见，六朝中南朝乐府与盛唐诗人之间亦联系紧密。

下面笔者就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分析南朝乐府与盛唐诗风之间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一、形式

先说写作人称。南朝乐府一般是以女性口吻吟出的。首先作为主体部分的吴歌、西曲的本辞，就是女子吟出的；其次，有些曲调虽为男子首创，流行至民间后产生的作品亦为女子口吻；再者，有些歌曲本不为男女交往而作，但在民间流行过程中，深化为以女子口吻吟咏男女交往。盛唐诗人在创制乐府诗时，亦有借女性口吻来叙述，如李白的《长干行》二首“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嫁与长干人，沙头侯风色”，“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但是多见出诗人自己的影子。

再来看表现手法。大量运用双关语，是南朝民歌尤其是吴歌的显著特点。双关语又可分为同音异字的如“藕”→“偶”，“莲”→“怜”，以及“丝”→“思”，“碑”→“悲”，“篱”→“离”等；同音同字的，如布匹之“匹”双关匹偶之“匹”，以黄连之“芳”双关相思之“芳”等。这些双关语的恰当运用使得语言更加俏皮活泼，表情达意更加含蓄委婉，相比之下盛唐诗人则更倾向于用典。比如储光羲的《采莲词》中“采采乘日暮，不思贤与愚”中“采采”即源于《诗

经·罘已》：“.采采罘己，薄言采之。”李白《子夜歌·春歌》中就引用《陌上桑》采桑女秦罗敷力拒使君的故事。

二、内容

首先说对细节的摹写。不论是民歌还是唐诗，他们都注意对男女交往中某一片段的刻画。《子夜歌》前五曲，其一写“芳香思路”，其二写“见郎”“愿望”“天下夺人愿，故使侬见郎”，其三写“婉伸朗膝上”的细节，其四写“头发不敢理”的细节，其五点出“悲思两心间”的感受。唐诗崔颢《长干行》即写一个采菱少女，与一位船家男子在水上相逢问路的生活片段。轻松活泼的短歌式对白，最大程度地提纯了民间男女交往时天真无邪的感情，同时又保持了民歌新鲜自然的风致，因而成为盛唐五绝句中最得乐府天籁的代表作。

再就创作动机，倾向和风格而言。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称：“晋宋乐府，如《桃叶歌》、《碧玉歌》、《白纻词》均以淫艳哀情，被于江左。迄于萧齐，流风益盛。”由此可见，现存南朝民歌的内容比较狭窄，主要是满足统治者纵情声色的需要，风格呈现艳丽柔弱、哀怨缠绵的特点。而盛唐诗歌则表现为，在处世上保持独立不媚世的人格和内心世界的自由。盛世的安定繁荣，给大多数寒门地主展示了光明的政治前景，同时提供了尽情享受人生的物质基础，使他们能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同此不论个人目前遭遇如何都能以健康开朗的心情，从容达观的态度，充满青春活力的想象体味人生，欣然自然。他们在隐居、羁旅、交友、宴游等日常生活中表现了崇高真诚纯洁的道德理想，爱好淳真朴素的审美趣味。这与魏晋士大夫矫情任放的名士风度以及南朝士大夫庸俗空虚的精神状态恰成鲜明的对照。而盛唐诗歌的动人力量，正来自这种远大的理想、高尚的人品和真挚的感情。如李白的《子夜吴歌·秋歌》他将原来的清商曲辞的“吴声歌”单纯表现男欢女爱的窄小境界进行了拓展，从而表现出更为深广的社会内涵，展现唐人的博大胸襟。

唐代诗人大都能学习民歌直接发自内心的自然音调，以及单纯明快、不假思索的新鲜风格，使盛唐诗歌呈现明丽清新的特点，且比民歌更自觉地将个人的感受结合于民族共同的情感。并用平易凝练，朴素流畅的口语，概括出人们生活中最为普通最为深的感情，从而能够为人人理解，代代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