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美国高中课程改革就如同一只被各种价值思潮吹离地面的“气球”，在不同的风向里摇摆，这是一种让“国家处在危险中”的危险的失衡。要想让课程改革获得一定的时代超越性，获得指向未来的视野，课程改革者要脚踏实地、心平气和地进行改革，这就是美国百年来高中课程改革给我们的启示——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庆芳的《美国高中课程发展研究》梳理了美国高中课程改革百年历史，给我国正在进行的新课程改革提供了一个坐标。纵览过去的一百年，著者认为，美国高中课程的改革与发展经历了从“失衡”发展转向“基础振兴”的发展轨迹，其中，20世纪70年代的“回归基础”运动是一个转折点，从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优异运动直至90年代以来的新课程标准运动都是在沿着“基础振兴”的方向发展以追求教育优异的目标。不同价值观影响了课程改革者的思路和视野，让课程改革在时代的背景里无法获得突破，纵览美国高中课程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找到规避改革失败的途径。

历史：美国高中教育的价值风向

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高中课程“失衡”发展的轨迹表现如下：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美国全国教育协会成立“十人委员会”以督促加强中学学术性课程的地位，突出中学阶段为大学做准备的升学目标；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里，全国教育协会先后成立的“九人委员会”和中等教育改组委员会都认为中等教育应当有更广泛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学习学术性课程和为升大学做准备，同时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也开始向传统的学术性课程一统天下的课程体系发出强有力的挑战，迎合学生兴趣和爱好的课程激增，课程开始泛滥和失去重心。在课程的三个中心(学科、社会、学生)中突出和偏向到“学生”这一端；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中期，中学为了满足当时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的所谓的“被遗忘的60%”的中学生的需要，即为了使他们毕业后能适应社会生活，中学课程的“生活适应”之风盛行，这时在课程的三中心中明显偏向和突出了“社会”这一端；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防教育法》开始了重新加强学术性课程和突出数学、科学和外国语这所谓“新三艺”课程的改革力度，结构主义成为其理论支撑，完全按学科结构编制的课程进入到学校课堂，结果是曲高和寡，改革以失败告终。这次的课程改革很明显是在课程的三中心中突出和偏向了“学科”这一端；20世纪70年代，为就业做准备的生计教育运动兴起，就业和经济利益的实现被当作是首要的教育目的，学校增加了大量的职业课程，但是客观上使中学教育分化成为了“天才教育”和“生计教育”两种，强化了综合中学本来极力消除的“双轨”教育，教育的公平性受到挑战，同时学校学术性课程被削弱。课程改革偏向到“就业”这一端，在美国奉行的“民主平等”、“社会流动”和“社会功效”三种教育价值观中也明显突出和偏向了“社会功效”；20世纪70年代中期“回归基础”的课程运动兴起。但是，由于对“基础”的认识没有统一，结果成了“回归基础学科”，从而延长这些学科的教学时间，加大这些学科的作业量，同时又取消被认为是实用性的课程，学生也被置于“装知识的容器”的地位，“人性”和“自由”受到很大的压抑，最终使这次运动“效果甚微”。从现在美国高中“必修+选修+计划”的课程结构来看，“回归基础运动”突出和偏向了必修课程这一端，所以改革最终也是呼声高于实效。

课改急刹车：基础的回归与振兴

著者多角度分析和诠释了美国高中课程这种“失衡”发展的原因：与课程范围及其功能几乎无限制扩展有关，最终使课程变得无所不包；学校系统往往对课程的改革存在阻力；与学科中心、社会中心和学习者中心这三种课程主张之间的阶段性侧重有关；与不同教育哲学流派影响的强弱变化有关；与“民主平等”、“社会功效”和“社会流动”这三种教育价值观之间的偏向有关。

美国教育质量的低下和学生令人担忧的学业成绩永远就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课程改革者们的头上，使他们每一次的改革不仅不能离核心的学术性“基础”太远甚至使其在学校课程体系中被边缘化，而且还要致力于使这种共同的学术性基础不断得到提高，最终使学生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优异”的水平。学术性基础是学校课程的内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高中课程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失衡”发展之后，以20世纪70年代的“回归基础”运动为转折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呈现出“振兴基础”的发展轨迹；20世纪80年代初的教育报告《国家处在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引发了又一次的课程改革运动，这次运动明确定位在追求“基础”的高质量，并由此规定了中学新的5门基础课程，即英语、数学、科学、社会科学和计算机；并提高了所有中学生毕业的要求，1989年全美第一次教育首脑会议更是提出了实现教育“优异”的具体目标。接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课程标准运动蓬勃展开，逐步规范和统一全国混乱的课程标准，各州陆续制定课程指导框架以便给课程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指导，这样基于标准又由标准驱动课程的发展可以实现“基础振兴”和教育优异的目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教育部和绝大多数州都一致认为：全美高中庞杂的课程设置必须整肃，混乱的课程标准必须规范，全国性的核心课程基准和各州基于全国基准的本州课程标准的出台势在必行；同时，只有更严格的学业标准和更高的期望值才能使学生达到更高的学业成就。著者认为，在新课程标准运动过程中，从美国各学科委员会制定的核心课程基准的出台到州一级课程指导框架的开发，再到基于这些课程基准和标准在各州各学区课堂层面的实施，都表明美国高中课程进入了规范化和高期望的新时代。在美国新课程标准运动的过程中，课程标准的制定过程是一个广泛对话和协商的过程，课程标准的听证会可以听到从联邦到州到学区到学校，从课程专家到教育官员，从教师到家长、学生等各方面的声音，所以在美国只会存在“要不要标准(统一的全国性标准)”的问题而不会存在“标准是否合适”的问题。著者在对新课程标准发挥作用的条件进行分析后进一步指出：课程标准一定要富有挑战性，具有发展性和灵活性；而且相关的测试还必须配套，以促进标准的达成。新课程标准运动从提高标准和振兴基础入手从而追求教育优异的目标代表了当今美国高中课程发展的方向，是对过去“失衡”发展惯性的又一次阻止，其基于标准和由标准驱动的改革理念与实践对课程的发展都是一种推动，同时诸如胜任新课程标准教学的教师队伍建设等学校系统的改革也同样刻不容缓。

启示录：警惕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和单一的教育哲学

美国高中课程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课程改革所表现出来的“失衡”现象归结起来都是因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非此即彼”思维模式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方式在现实中的反映。实践证明，单一的教育目标、某一种教育哲学流派或课程主张都注定不能使课程改革持久和成功；同样，学校课程及其功能不可能无限制地泛化，课程也不可能在学校系统之外发挥作用。

根据对美国“基础振兴”阶段掀起的新课程标准运动的分析，著者认为我国当前在进行新一轮的高中课程改革过程中，在继续注重学生学业共同的核心基础的同时，还应当进一步加强全国性课程标准的广泛适应性，并建议：各地区应当在全国性课程标准的基础之上制定出符合本地区实际的课程标准，从而体现出课程标准的区域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各地区还应当制定出科学可行的课程指导框架，为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行提供强有力的指导；各种相关的测试工作应当积极与新的课程标准相匹配，以指导和促进基于标准的课程实施。

著者这样浓缩和提炼了他的课程改革观：学术性基础是课程的内核，课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课程的改革与发展永远没有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