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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社高中语文选修“中国文化经典研读”相关资料及所有教案

更新时间：2024-04-28 04:18:55

《中国文化经典研读》课程说明

人教社高中语文选修“中国文化经典研读”相关资料及所有教案

一、课程目标

1．借助工具书、图书馆和互联网查找有关资料，了解论著作者情况、相关背景和论著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排除阅读中遇到的障碍。在整体了解论著内容的基础上，细读教材提供的章节，有侧重地进行探究学习，把握论著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了解用以支撑观点的关键材料。

2．通过阅读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演进，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

3．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文化经典，理解古人的现实处境，从中汲取人生智慧；学会以现代观念审视古代文化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从中寻找现代社会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4．学习古代文化作品，积累常用的文言实词、虚词及句式，培养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

二、选文原则

1．本教材主要从历代文化经典论著中选择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章节，既展示儒、释、道三教的经典以及历史、伦理、科技、文学等各个方面，又反映思想的流变和文化的发展。因此，书中各单元同时兼顾两条线索：一条是历史发展的线索，从第二单元以儒道发端，到第十单元的近代文化转型结束，大致构成一个有始有终的时间序列，反应中国文化由古到今的发展脉络；另一条线索则是从经典的性质着眼的，力求涵盖中国文化的主要方面。两条线索相互结合，力图使学生在选修了本课程以后，对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论著有相对来说较为系统的学习，进而初步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当然，由于篇幅所限，或者是为了照顾学生的接收能力，某些中国文化发展阶段上的重要著作没有过多的涉及，比如魏晋玄学的著作、清朝乾嘉时期的考据学著作等。

2．由于学生在前面的学习阶段已接触过一些中国文化论著，本课程充分考虑了与必修课的衔接，在相辅相成的基础上，加深对经典论著和此前必修课所学相关课文的理解，使选修课成为必修课自然的延伸。在篇目选择与讲授角度上，还充分考虑了语文课的特点。具体篇目以语言生动、形象鲜明、难易适中、便于讲解为主。

三、全书框架

全书整体框架设计用表格图示如下：

时期

文化背景

文化经典代表作品

对应单元

专题

春秋战国

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时代。西周以来建立的礼乐制度开始瓦解，群雄争霸，征战频繁。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各种主张和学说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

《老子》《论语》《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荀子》等

第二单元

儒道互补

哲学一

春秋战国

至

两汉

在先秦大变动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历史著作，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基本精神。两汉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下，出现了具有宏大规模和皇朝史格局的纪传体通史。

《尚书》《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

第三单元

春秋笔法

史学

西汉

中国古代重视礼法，礼书在历史上也层出不穷。

《礼记》

第四单元

修齐治平

哲学二

两汉

至

隋唐

佛教传入中国，并且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

《百喻经》《坛经》

第五单元

佛理禅趣

哲学与宗教

唐代

至

清代

与历史著作的发达相关，史学的研究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著作，它们不仅总结了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对研究其他相关学术，也有启发意义。

《史通》《文史通义》

第三单元

春秋笔法

史学

唐代

唐代社会空前繁荣，而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贞观时期又是历史上著名的“盛世”，号称“贞观之治”。

《贞观政要》

第六单元

家国天下

政治学

宋代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转型期，从文化上看，中唐以后禅宗的盛行、古文运动的开展和理学的兴起，构成了文化的新动向。

《朱子语类》

第七单元

天理人欲

哲学三

明代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出中国的早期启蒙思潮。

《焚书》

先秦

至

明代

在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自成体系，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也产生了科技类著作。明代则出现了一批集大成的科技著作。

《水经注》《齐民要术》《九章算术》《伤寒论》《营造法式》《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

第八单元

科技之光

科技

明清之际

明清易代，社会剧变，促使了早期启蒙思潮向纵深发展，一是出现对封建专制体制的批判和反思，一是提倡“经世致用”成为学界思潮。

《明夷待访录》

第六单元

家国天下

政治学

《日知录》《文史通义》

第九单元

经世致用

学术

思想

近代

近代是中国社会的又一个转型期。在文化领域，比较突出的现象是西方理论的引进，如何将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结合起来，是这一转型期突出的任务。

《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摩罗诗力说》《人境庐诗草》

第十单元

人文心声

文学

思想

四、全书体例

1．题解

对本课所涉及的专题名目、代表论著及其作者、课文的基本情况等作简单的提示，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2．经典原文

从有关论著中节选约一千字左右的章节，附以较详细的注释，供学生细读，藉以了解本专题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论著。

3．相关读物

节选与单元主题相关的其他经典，字数在千字左右，加以简明的注释，供学生在课下扩展阅读。这些文章，或者与“经典原文”形成对照，引导学生发现某一思想的发展流变；或者是对“经典原文”的有益补充，可以丰富和深化学生对本专题的认知。

4．阅读指南

围绕单元专题和经典文章而设计，形式为问答式。或者介绍本专题的概貌，或者介绍所选文化经典的背景知识，辅助学生阅读，并引导学生领略文化经典中蕴含的思想魅力。

5．思考·讨论·练习

练习的设计主要关照两个方面。一方面，对课文所涉及的重大文化理论问题展开讨论，思考题的设计尽可能与必修课所学内容相关联，如在第六单元“思考·讨论·练习”第三题：

古代有不少著名的文学家都曾因进谏而受到贬谪等处分，如屈原、欧阳修、苏轼、韩愈等人都是如此，请将以前所学过的他们的作品找出来，再温习一遍，也许对古代的君主政治和这些文人的心路历程会有更深的体会。

另一方面，围绕文言文的学习，设计一些文言词汇积累性的练习题，目的是为了与必修课相衔接，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文言阅读能力，同时，避免选修课与高考完全脱节而使师生缺乏教学积极性。

6．大视野

节选一到两篇与单元主题相关的现当代文化论著，或者阐释经典的现代意义，或者与经典的文化精神相对比，目的在于增强本教材的时代感，启发同学思考古代经典与当代精神文化的联系。

7．知识链接

以名词解释的形式，对一些重要的文化背景及相关资料作扼要的补充说明，有时增加一些古人的轶闻逸事，目的是引发学生的兴趣，并起到活跃版面的作用。

五、各单元编选说明及教学建议

对本课程的教学，先提几条整体的教学建议：

1．以经典阅读为中心，不可脱离文本做天马行空式的讨论与探究。阅读经典，重在领会精神，抓住思想核心，对其中的主要内容或观点进行讨论，不必面面俱到。对著作中的疑难问题，应引导学生自行钻研、互相探讨，必要时教师可作适当的讲解。

2．加强诵读。本教材所选的很多经典篇章，文质兼美，逻辑谨严，读起来琅琅上口。教学中，引导学生加强诵读，可以更好地体会篇章的深刻内涵，同时也有利于培养文言文的语感，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3．积极联系现实，思考经典本身的现代意义。可在课程开始，设计一个关于经典论述与其现代意义的表格，引导学生每学习完一个单元，就进行总结，并填写表格，期末进行汇总。可参考以下表格。

单元

思想要点

相关论述

现代意义

第六单元

民本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天下为主，君为客。”

可给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提供借鉴，有助于我们理解“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治国思想。

4．应积极开发和利用本地文化资源，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和社会现象考察文化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提出自己的见解，通过口头、文字、图表、图片等多种形式展示考察成果。

5．对学生的学习展开多方面、多种形式的评价。考察学生是否认真研读经典原著，对论著内容的理解和观点的把握是否正确，能否借助注释、工具书、参考资料自主学习。对学生阅读经典著作所写的读书心得或小论文，以及文化专题探究方面的成果，进行展示、比较，做出总体评价，也应兼顾学生在参加研讨会、报告会、讲座、调查考察等活动中的表现。评价中应对学生的探究意识、参与程度、探究方法及探究结果进行综合考虑。

6．课时安排如下，仅供参考。

单元

建议课时

单元

建议课时

第一单元

2课时

第六单元

3课时

第二单元

4课时

第七单元

4课时

第三单元

3课时

第八单元

3课时

第四单元

4课时

第九单元

3课时

第五单元

3课时

第十单元

3课时

复习

4课时

总课时

36课时

以下是分单元教学建议。

第一单元入门四问

本单元是全书的绪论部分，主要探讨有关文化经典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设计了四个问题：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概况，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产生与传播状况，三是中国文化典籍的现代意义，四是本书的结构、编排思路以及学习本书的方法。

这个单元建议以学生自读为主，教师根据学生的情况随机组织讨论，以深化认识。“思考·讨论·练习”设计了三个题目，前两个侧重梳理已有的知识，达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后一个则侧重方法的指导。教师可以在学生阅读课本内容的基础上，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交流讨论，为以后的学习奠定基础。

第二单元儒道互补

本单元学习儒家文化经典，“经典原文”为《十则》《五章》，“相关读物”分别出自《孟子》《庄子》两书，反映了儒道的基本精神。

《论语》和《孟子》在前面学过的教材中多所涉及，学生对其思想应该比较熟悉，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阅读课文的基础上，梳理总结孔子、孟子的主要思想，并体会他们的前后相承关系。对于孔子的思想，重点把握几个关键词：“仁”“礼”“义”；孟子的思想，重点把握“仁义”这个关键词。

《五章》应该是这个单元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要多花一些功夫学习。因为：一、《老子》的原典作为中学语文课文，这是第一次，学生前面的积累很少；二、《老子》一书具有很强的思辨色彩，形而上的东西比较多，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在教学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先根据注释疏通文意，再谈谈个人认识，教师根据情况选择内容进行重点讲解。

“儒道互补”作为本单元的标题，学生根据“阅读指南”的内容稍作了解即可，不必作过多的探讨。

“大视野”为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一章《绪论》（节选），此文概述了现代学者对中国文化及其影响的重要观点，虽不尽全面，有些地方也难免有些苛责之处，但可供学生讨论。

第三单元春秋笔法

本单元以历史著作为中心，引导学生了解中国史家的重实录、讲褒贬的撰述原则与表现方式。“经典原文”《晋灵公不君》是《左传》中的著名篇章，文不甚艰，故事生动，剪裁得当，叙事流畅，人物形象饱满，性格鲜明，较鲜明地体现了所谓的“春秋笔法”。教学时，可把课文的叙事艺术与对“春秋笔法”的辩证认识作为教学的重点。“相关读物”所选《史通》是中国史学理论名著，节选部分论述史书的“直书”原则，列举了大量事例说明直书的难能可贵，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大视野”所选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是同类文章较浅近的，文章对古代史书的体裁、史学的发展历程、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等问题，都有深入浅出的解说，可供学生参考学习。

第四单元修齐治平

本单元“经典原文”和“相关读物”分别节选自《大学》和《中庸》。这两本书是儒家经典著作，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本单元的学习，应当让学生对其中的思想有个基本的了解，并引导他们探讨这些思想的现代意义。

《大学》的主体是“三纲”“八目”。“三纲”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让学生明了“三纲”的内容之间，“八目”的内容之间，以及“三纲”与“八目”之间的内在联系。节选部分，逻辑谨严，线索清晰，学生借助注释自读课文，并加强诵读，对课文主要内容可以有个大致的了解。但对一些难以理解的内容，教师需要扩展学生的视野，介绍儒家的一些相关观点、主张，在此基础上，和学生一起探究其中的意思。

《中庸》中的有些概念，如“性”“命”“道”，比较难理解，教师可以多做一些讲解，扩展学生思路，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精读课文，分析、理解这些概念的内涵。

对《大学》《中庸》中所论述的思想，应该鼓励学生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积极探究，分析其中合理与不合理的因素，探讨它们在历史上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并论述它们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和作用，是否应该继承和怎样继承的问题。

“大视野”所选《院士谈做人》，反映了现代中国人对传统道德修养的认识，以及如何在科学研究中实践这些做人的准则，值得学生借鉴。

第五单元佛理禅趣

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思想有儒、释、道三家，佛教虽然从根本上说是唯心主义哲学，但基于它对中国文化及民族心理的深刻影响，我们这门中国文化经典课程，似不可缺少了佛教这一家。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佛教的东西无处不在，完全回避并非良策。如果选文得当，又加以合适的引导（如在“题解”和“阅读指南”中，我们都加进了有批判色彩的话），应该不致于引起令人担心的副作用（如果讲副作用，儒、道思想也严重存在），所以在这方面过虑是不必要的。不但如此，学生如果对正统的佛教有所了解，对邪教功之类的邪教更能提高鉴别能力。另外，佛教经典与汉语词汇也有密切关系，这也是在语文课中有必要设此单元的原因之一。

本单元所选的《坛经》和《百喻经》都是佛教的经典，之所以选择这两部经典，一是相对于其他佛经拗口的语言、繁琐的经义，这是两部比较浅显且有趣味的佛教经典，适合中学生阅读；二是由于《坛经》是佛教史上汉人高僧所著唯一被尊为“经”的著作，此书确立了唐以后中国禅宗发展主流的基本框架，把“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禅宗推到一个新的高峰，因而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三是《百喻经》广泛运用了譬喻说理的方式，可为学生借鉴，且其中论述的道理，如果剔除宗教的外衣，也可以使学生在生活上、学习上得到有益的启示。

在教学中对佛教的教义不要讲得太多，如果实在绕不过去，要做充分的辩证分析，使他们能够扬弃糟粕，吸收精华。可以通过介绍一些佛教史的知识或者通过一些通俗的佛教故事，比如玄奘历尽千辛万苦去印度求法的故事，导入新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然后重点介绍一些佛教教义中的积极思想，比如重视个人修养、导人向善、救助他人等。对于禅宗的介绍，也尽量不要在教义上下很大的功夫，可以通过一些有名的禅宗公案，引发学生的兴趣，训练其思维，并使其直观地了解禅宗强调“顿悟”“直指人心”等特色。

“大视野”选择了袁行霈的《诗与禅》，也含有将学生的注意力从宗教上面引开，并注其正面的文化影响的意思。

第六单元家国天下

这个单元的专题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课文分别选自吴兢的《贞观政要》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都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的经典作品。前者体现的是君主专制框架之内的治国之术，唐太宗作为一位开明的君主，能够广开言路，积极纳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君主一人专权可能产生的弊政，为中国封建社会盛世局面的开创奠定了基础。后者则是在封建社会末期，进步知识分子跳出君主专制的框架，对君主专制体制所做的清醒而深刻的批判与反思。一为帝王治国思想的总结，一为帝王专制的批判，两篇课文对比阅读，可以使学生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既认识到君主专制的存在合理性，又要认识到君主专制的弊端，并从中汲取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的东西。

两篇文章都是说理性很强的文字，学习课文的时候除了引导学生借助注释和“阅读指南”了解文章的主要思想之外，还要学习课文的论证方式，像《求谏》中丰富的论证方法、《原君》中对比方法的运用等。

“大视野”所选吴唅的《海瑞骂皇帝》与单元主题有关，也是在当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文章。

第七单元天理人欲

本单元学习的专题是理学。在中学课本所选的鲁迅等人的著作中，理学和理学家常常以僵化可憎的面目出现，这影响了我们对于理学的辩证认识和评价。实际上，理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最高形态，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最高水平的集中表现。它只是在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之后，才逐渐走向了僵化，成为套在知识分子头上的枷锁，但其思想本身仍然包含着可以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所借鉴的有益的质素。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理学当然有其落后的、应该批判的一面，而且一定的文化批判有其健康的合理性，这对于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有积极的意义。但批判理学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理学，而是要作深刻的文化反省，并从今天文化发展的角度作出合理的评价。要对理学做出合理的评价，必须首先认识理学的发展及其基本精神，扭转过去那种理学即“存天理，灭人欲”的片面认识。本单元编选的目的即在于此。

朱熹是宋明理学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所以，“经典课文”选择了《朱子语类》中的三则语录。课文的文字较为口语化，容易阅读。三则语录分别涉及理欲问题、义利问题、读书的方法等三个方面，在帮助学生疏通文意的基础上，联系朱熹的思想体系来剖析课文，才能领会它们真正的涵义。同时，要注意联系现实，引导学生就理欲问题、义利问题，以及如何认识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等问题，进行讨论。

理学在明代受到强烈冲击，李贽则是当时倡导个性解放的杰出思想家，“相关读物”所选的也是论及明代思想发展必提到的《童心说》。阅读这篇文章，要明确它所出现的思想史背景，即针对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成为桎梏人的僵化思想而发，这样才能更好理解李贽反对虚伪的世风，赞赏童心、突出个体的思想意义。

“大视野”所选冯友兰的《人生的境界》，有助于学生理解人生的意义等大问题。

第八单元巧夺天工

本单元所选的古代科技方面的经典。“经典原文”《稻》《治铁》两篇选自《天工开物》，分别涉及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虽然行文简单，但也可以反映古代说明文的一种面貌。课文较简单，不必做过多讲解，可由学生借助注释疏通文意，体会古代科技著作的语言特点和叙述风格。之后，可把学习重点放在讨论、认识中国古代科技曾经有过的辉煌成就上。

“相关读物”《麻叶洞天》节选自《徐霞客游记》，视野开阔，文笔优美，富有情趣，与《天工开物》的质朴无文相映成趣。

本单元选读的两部古代科技著作，反映了明代以前中国在农学、手工技术和地理学上的科学成就。这些科学成就，是在几百年前被总结描述出来的，与现代科学相比，当然有它落伍的一面。所以，教学这个单元，一定要引导学生从科学史的角度看问题。一方面要看到这些科技著作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领先之处，另一方面要学习科学家在艰苦恶劣的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当中勇于求索的精神。要把学习的重点放在“科学人文”的探求上，真正了解中国科学文化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以及它永不磨灭的文化价值。

学习本单元，如果能结合所学内容，做一些社会调查或实地考察，比如，调查一下《天工开物》中所记述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哪些至今仍活跃在民间，游历一下徐霞客曾经走过的山川名胜，作一些地理（或地质）考察。若能把这些调查或考察的结果总结出来，形成文字，必然会增进学生对科学文化的热爱和对语文学习的兴趣。

由于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水平有不同认识，本单元特别将所谓“李约瑟难题”引入讨论话题，并在“大视野”中选录“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的调查报告，激发同学探索科学知识的热情。

第九单元经世致用

本单元涉及的是清代学术，主要介绍古代学者的治学态度，“经典课文”为顾炎武的《三则》，而“相关读物”则是章学诚的《浙东学术》，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经世致用的思想。

《日知录》是一部大型学术札记，节选的三则并见于该书卷十九，阐述了他关于作文、著述及立身处世的观点，体现了顾炎武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精神。教学时，首先应该参照“单元介绍”“课文研读”“有关资料”部分提供的说明或资料，简略介绍顾炎武的生平事迹，着重从时代背景、学术背景方面阐述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可以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题导入，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然后指导学生对照注释通读课文，理解课文的基本内容。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积一生学力著成的史学论著，凝聚了作者大半生的心血。《浙东学术》是《文史通义》中很有分量的一篇，集中论述了作者治学要“切合当时人事”的思想，充分表现了作者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作者立论鲜明，引证丰富，反对空言、提倡切实致用的思想贯穿始终，字里行间洋溢着堂堂正气和烈烈激情。本文宜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同样需要作一些必要的背景提示，对章学诚与顾炎武的学术源渊、立论异同作简略概述，重点揭示他们学术思想的共同之处，即“经世致用”。也可以从语文学习的角度，比较两篇课文的文体特点和论证风格，以为写作借鉴。

“大视野”所选王瑶《鲁迅论读书》也与单元主题有关，提供给学生以读书的借鉴。

第十单元人文心声

本单元涉及的是近代文艺经典。所选的三篇课文《十则》《红楼梦评论（节选）》《自序》，都是处于晚清末期的文艺学作品。它们在继承中国传统的诗学理论的同时，都反映了中国文化与学术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型，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文质兼美，给人以思想的启迪。

王国维是第一个系统地运用西方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也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他的《人间词话》在形式上继承了传统诗话、词话的特点，但在理论上融合了西方美学思想，以“境界说”为核心，广泛触及了文学创作中的诸多规律性问题，把中国传统诗学理论推向一个新高度；他的《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哲学观点来探讨《红楼梦》的精神实质，强调了《红楼梦》的悲剧性质及其价值，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先河。黄遵宪潜心诗歌创作，不避流俗，主张“我手写我口”，提出了“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的观点，具有诗歌革新意识，可谓领风气之先。

教学中，教师可结合“阅读指南”，指导学生抓住课文的精髓，领会文章的要义，了解王国维和黄遵宪的文艺思想。课文后涉及的练习，旨在引导学生在理解各篇文章所涉及的文艺学观点的基础上，致力于运用，这对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改进文学表现形式，增强语文能力，是十分有益的。

“大视野”所选丁守和《论文化的继承、吸收和创新》（节选）带有总结性的意味，引导学生在课程结束后

第一单元

教学目标：

1.了解古代文化典籍的概况，掌握四部分类法，回顾并梳理自己了解的中国古代文化著作。

2.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及现代意义，学会以现代眼光看古代文化经典。

3.了解本书的结构、编排与学习方法。

教学过程：

一、我们的阅读渴望什么

在国学热、读经热的当下，看看《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的大卖，就会发现，现代中国人多么渴望来自传统文化的滋补。今年的“世界阅读日”，我们继续阅读经典，阅读传统。中华文明孕育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有大量值得学习和继承之物，在“西化”严峻挑战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弘扬传统文化，重振“国学”精华。但阅读经典，我们要搞清楚面临的两个问题：一、应当丈量出今天的世界和传统世界之间的距离，以便有效地给传统文化或经典阅读一个恰当的消化空间；二、必须弄清楚传统文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阅读经典当然是为了有文化，用文化塑造自己。

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文化的事很容易和“清谈”、“务虚”等字眼挂上钩，而“务虚”这个令人尴尬的字眼当然是和“务实”相对立的。在１９８０年代，中国人曾经一夜之间恍然大悟，当时有一句很著名的口号：“清谈误国，实干兴邦。”

其实何止是２０年内文化遭遇“务实”的挤兑，在整个２０世纪，文化一直都在遭遇疯癫式的折腾：文化运动、文化改良、文化救亡、文化革命等等。整个２０世纪，全世界都在折腾文化，文化总在风起云涌中。扯这么远是为了说明，尽管许多人曾经因为文化不能当枪炮和面包而打算驱逐之，但实际上每当我们“阔了”，每当别人用某种“文化”的眼光打量我们，我们就要对着自己的“五千年来古国古”的文化风景抽搐一番。

文化的事情永远和我们有干系。为什么需要文化？因为文化塑造人，文化塑造群体的和个体的人格精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磨刀霍霍向文化的原因了。一个存在的标识包括两个方面：生理上和文化上的遗传与塑造。然而现在，许多人都已经开始承认，我们已经不“文化”许多年，至少不传统“文化”许多年。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中国，人们似乎很少感受到“古国”“古”的传统文化给我们的生存处境带来什么好处，尚武者讨厌那些之乎者也的老先生在殖民处境中的无能和猥琐，而帝国的日益衰落，确实和“吃人的”文化有很大的干系。

传统经典当然是传统文化的产物。晚年的鲁迅回到了辩证法，但他对传统文化肯定得并不多。然而我们必须面对一种事实上的挑战：对传统文化经典的扬弃绝对不能靠鲁迅一个人，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出了中国文化对和平世界中生活的积极意义；然而这些经典即使对人生的指导，也是积极和消极并存的，何况文化的根本功能是塑造一个民族的人格和灵魂。

客观地说，传统文化是附着在传统的政治体制、经济方式、伦理道德以及生存状态这张皮上的，因此，阅读传统，我们要搞清楚面临的两个问题：一、应当丈量出我们今天的世界和传统世界之间的距离，以便有效地给传统文化或者经典阅读一个恰当的消化空间；二、必须弄清楚传统文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曾在商报撰文，认为传统文化必须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事实上意味着我们必须携带着传统文化的基因完成人的现代化。

中国人读书，从古到今，很多人抱着“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的目的读书，这没什么错，但今天的“读经热”、“国学热”等阅读经典的行为，显然已经不可能抱这样的功利企图。“阔了”的我们读起了经典，无论是一种文化认归、还是虚空之后的内在需求，无论是要“引起疗救的希望”，还是要缅怀一个逝去了的好时光，都是有意义的，至少我们意识到了文化塑造心灵、塑造人格尊严的必要性。但是正如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喜忧参半，在自然而然的生活中，担心太多或者漠不关心都是不可取的。总归，一切都会朝它自身需要的方向发展

二、今天我们还是要读经典著作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时代；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是知识过剩的时代；还可以说这是一个消解文字的时代，一个读图时代；一句话，现在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多重性格的时代。对于今天所处的时代，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加以解读。

在这样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经常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还需要读书吗？还需要阅读中国古代的经典吗？

实际情况是，现在在我国，很多人已经不喜欢读书了，“理由”也可以举出很多。可是我想说的是，文本阅读是不可缺少的。而阅读中国古代的经典，更应该成为今天的一种时尚。

为什么要读中国的这些经典，我想首先是为了文化传承的需要。如果我们不想完全抛弃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那么阅读代表自己文化传统的典范性文本，就是继承传统的一种必要的方式。其次，就个人的修养而言，阅读经典文本是使阅读者经历一番文化濡化的过程，它可以改变人的气质。古人、古贤、古书，都是传统文化积淀的代称，接触多了，势必使一个人的气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如果有很多人都发生气质性的变化，那么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就会随之发生变化。所以阅读我们民族的文化经典，就一个人而言，可以变化气质；对社会而言，可以转变风气，与当今倡导的和谐社会是一致的。

当然，现代社会是多元文化交错的社会，一个人不可能只接受单一的某一种文化。近百年来，西方强势文化影响于东方、影响于中国，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也无须拒绝这种影响。只是当我们接受异质文化的时候，应该收拾好自己文化的主体，打点好自己的文化精神，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在一起，那才意味着新的文化的诞生。现在仍有很多人把现代化和“西化”完全等同起来，以为自己的文化传统无法和现代性相衔接，这是一种过时的看法，我认为不应当让这种看法成为我们的文化导向。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进程，也同时有一个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任务，我可以肯定地说，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营造全民族的阅读风气，而首当其冲的，是营造阅读我们民族文化经典的风气。

三、中国古代有哪些重要的文化典籍

经、史、子、集是指什么？

经部：指儒家学说。儒家经书开始有五部，即诗、书、易、礼、春秋，称为“五经”，从唐代到宋代，形成十三经，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指记载历史兴衰治乱和各种人物以及制度沿革等的历史书。远在四千多年前，中国即有历史的记录。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都属于这一类。司马迁的《史记》为中国正史的开始，以后几乎每朝一史，共有二十四史。此外古史、野史、法典、地志、职官、政书、时令等，凡记事的书籍均归入史部。

子部：指记录先秦诸子百家及其学说的书籍。春秋战国之际，学者辈出，百家争鸣，哲学、名学、法学、医学、算学、兵学、天文学、农学十分发达。每家著书一种，后人因为次于经书而成一家之言，所以称为子书。道教、宋明理学、清朝的考据学也都归入子部。

集部：泛指诗词文赋专集等著作。凡历代作家的散文、文、

诗、词、曲等集子和文学评论著作，均归入此类。属于一人专有的称为别集，汇选若干人的作品称为总集，有关诗的集子称为诗集。

四、中国文化经典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意义

经济与文化：文化是现代需求的终极满足物

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拿文化来卖钱，以文化为由头、媒介或手段去创造经济价值。文化和经济的互动，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文化作为背景自然地或被动地作用于经济。特定的国民心理积淀、价值观念以及文化传统、民族风习等一系列文化因素构成了经济活动的文化背景，它们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主体的精神状态、思维习惯、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这种影响是潜在的、间接的，同时又是既定的、自发的。文化背景的差异总是通过经济活动的方式、规模、层次，曲折地反映出来。换言之，经济活动总是程度不同地接受来自“背景”的力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著作中，讨论了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儒教、道教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阐述的实际上就是作为经济活动背景的文化因素。

第二阶段，文化作为手段主动地作用于经济，像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等。企业文化是一种出于直接经济目的的文化改造和移植。企业管理者在法人治理权限内对企业实施文化创新，移植、嫁接、推行适合本企业目标和特点的文化因素，即强化既定文化背景中的积极因素，引入外生变量，以整合、生成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局部文化环境，从而激励、凝聚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商业文化，就其狭义而言，它是商品生产与交换过程中凝结在商品与劳务中的人文价值，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审美观念、情感、哲学、道德精神，继而物化或人格化于商品和劳务之中，并随着商品的交换而让渡给消费者。商业文化是由消费者文化需求对于商品与劳务的反作用而形成的。由于大大提升了商品满足需求的能力，因而商业文化成了唤起并满足新需求、促进经济良性循环的强大力量。企业文化、商业文化逐渐弱化了经济发展对文化背景的依赖程度，人们不再拘泥于古今之辩、东西之争，“发展生产力”和“利益最大化”成为其选择和创新的主题。

第三个阶段，经济为文化的繁荣作贡献。当物质生活较为丰富时，文化便主宰需求。人们不仅看戏、看电影时间多了，逛书店唱卡拉ok的机会多了，而且对商品、服务、环境、管理也萌发了更多的文化诉求。他们不仅在文化活动中消费文化，而且在经济活动中追求和品味文化。文化需求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一切选择的逻辑起点。在文明状态下，一切行为都是文化行为，一切商品和服务都成为文化的载体，而一切财富都凝结为文化价值。因此，以往“为经济而文化”的定势思维必将转换为“为文化而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成为人们日益高涨的精神需求的极其重要的满足物。所以，在发展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把文化作为经济活动的背景、素材、手段，又要将文化的繁荣作为最终目标。不仅要整合资源发展文化产业，还要振兴文化事业，提升城市形象，培育地区精神；不但要以文化产品、服务来满足现代人的文化需求，而且还要在经济活动中注入文化价值。

所以，当经济活动被理解为文化创造活动时，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圈实际上已演变为文化圈，它们在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也在创造人本、审美和科学精神。每个企业都在生成企业文化、商业文化，每幢楼宇都有自己的楼宇文化，它们相互感染、影响，彼此模仿、借鉴，从而形成融企业个性、行业特色和区域风格的经济文化体。

继承与创新：着眼于为后人创造新的文化遗存

有的人一提文化资源，就是遗产；一提文化发展，就是保护遗产、开发旅游。如果这样理解文化的话，我们就不是文化的创造者，而是文化的终结者和守夜者；我们就不是站在文化的入口处，而是站在文化的出口处。我们津津乐道前人的创造和智慧，但很难给后人留下什么新的文化遗存。所以，对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必须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以大历史观来重新认识。

毫无疑问，优秀的文化资源一定要继承和保护，无论是文物、历史街区，还是非物质的文化遗存如艺术、民俗等。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对文化资源的科学评价和正确理解上，依据其不同的审美价值、记忆能力，选择相应的继承方式。概而论之，约有三种“继承”：第一种是完整地保留和保护。完整地保存了城市记忆、反映了城市与历史的某种联系、成为某个历史时期的智慧结晶的文物或街区，就应创造一切条件倾力保护。第二种是合作，即与古人对话。如果把古人的一切文化作品都理解为完美无缺的精品，那是有悖情理和事实的。限于当时的条件和环境，古人的创造可能有瑕疵，他们有可能留下未完成的巨著。因此，今人应“踵其事而增其华”，发挥当代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与古人共铸文化精品。比如北京的四合院，虽然它保存了历史风貌，但它的材质和功能与现代文明相冲突。

我们应当在保护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完善其功能，使其既延续古典风貌又支持现代生活，并得以不断传承。第三种是创新，即与时代同行。创新不是破坏，而是在科学继承前人创造的基础上的再创造，是建立在与古人对话交流基础上的与时俱进。只有创新才能形成新的遗产，创新是最高境界的继承。目前，文化创新任重道远，方兴未艾。历史街区的有机更新，经济圈内的文化建设，开发满足现代需求的文化业态，建设反映当代人智慧和水平的文化设施和景观，树立开放兼容的大文化观……每一项任务都富有挑战性，都是当今文化创新的立足点。

要之，文化发展的路径独特而曲折，它因不同的经济时代、制度环境和发展阶段而呈现自己的特殊性。当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文化事业，促进文化产业，弘扬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发展的时代主题。激活文化底蕴，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每一个文化建设者的光荣职责。因之，把握文化产出的特性，穿透一般商品经济规则的迷雾；把握文化价值的终极作用，穿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迷雾；把握文化创新的未来意义，穿透一味保护和继承遗产的迷雾的任务就显得尤为迫切。这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效率，而且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品质。

二

教学目标：理解各则语录；整理、积累语言材料。

教学重点：

诵读熟悉文言文的表达方式和习惯用语，以养成语感。

教学难点：

读懂《论语》，掌握其中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并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深入感受《论语》精髓。

教学过程

导入

“宋臣赵普曾经告诉宋太宗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的确，我国两千年来，不论立身处世以及政治社会，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而论语便是最精粹最可靠的儒书，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便是这个意思。

儒家经典《论语》十则

一、“学而”篇

[原文]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译文]孔子说：“君子，饮食不求饱足，居住不要求舒适，对工作勤劳敏捷，说话却小心谨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这样可以说是好学了。”

[感文]：君子可以不求食饱、食好，居住环境不追求舒适，居住环境较好的话会有一种依赖性，会对个人修养道德没有帮助反而使自己变得很懒惰。做事、对工作要勤劳、敏捷、认真，而且要小心说话，俗话说得好：“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到有道德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能让自己像那些有道德的人一样。孔子认为好学，首先学业要精于是得勤奋，学会居安思危。这样就可以算是孔子所说的那样。这句话可谓与我们现代人的追求是反过来的，我们的教育制度现在给大家的教育就是读好书才能有好职业，不断拿学位才能有好的生活、“娶美女（帅哥？）买房买车”，这也是现实的，能拿在手里的。这可并不是孔夫子古板，而是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我们的一生，终是精神生命的一生，物质追求和感官享受终有限，而精神的升华才是人生的最终之道。外在的追求会导致冲突紧张而矛盾的一生，精神的升华却会呈现心理的平安与人生的顺遂。并不是把两方面矛盾起来，而是把重心放平衡，人生就有无限的宽裕，而物质的追求，实在会让生命总是紧张烦恼。

二、“为政”篇

[原文]“吾十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译文]孔子说：“我童年学习，到了十五岁时立下了求学的志向，三十岁时学问和处事都可以在社会上立身了。四十岁时学问上的问题都能清楚明白，立身处事有坚定的原则，不会被外界左右。五十岁时我知道了天命，知道了天给予我的使命职责和命运。六十岁时我听到顺耳话能够分辨是非，听到逆耳话能够理解他人，对各种人的各种话都能分辨取舍。七十岁时我的心灵和行为都达到了自由王国的境地，行随心至，从不越过仁的规范。”

[感文]孔子是自学成才的典范，勤奋不倦的学习是贯穿孔子一生的主题。正是通过刻苦的学习，孔子才掌握了渊博的知识，并授徒讲学，成为一位大教育家、大思想家。正是通过学习的积累，在不断的学习中，孔子一步步得到提高，从而达到了“从心所欲”的境界。孔子学习如饥似渴，不断的寻找机会充实自己，“入太庙，每事问”。孔子认为学习要有正确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孔子以学习为乐，并对学习有很深的体会。

三、“公冶长”篇

[原文]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译文]颜回、子路侍立在孔子身旁（颜渊：名回，字子渊。季路：名由，字子路或季路）。孔子说（子：男子的尊称，这里指孔子）：“何不各自谈谈你们的志向呢（盍：何不）”子路说：“愿将我的车马、衣服和朋友共同享用（衣[轻]裘：泛指衣服。“轻”字为衍文，是因《论语•雍也》中有“衣轻裘”而误衍。“裘”：本指皮衣。共：动词：指共同享用），用坏了也不抱怨（敝之：指把车马、衣裘用破，用坏。敝：使动用法。憾：抱怨，不远）。”颜渊说：“（我）想的不是夸耀自己的好处[轻声]（伐：夸耀），不夸大自己的功劳（施：张大，夸大）。”

子路说：“愿意听听您老人家的志向。”孔子说：“老年人，使他们安逸；平辈的人（朋友），使他们信任我；年轻人，使他们归依我（安、信、怀：都作使动用，宾语‘之’分别指代‘老者’、‘朋友’、‘少者’。安：安逸。怀：归依

四、“颜渊”篇

[原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视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译文]颜渊问仁。孔子说：“抑制自己，履行礼，就是仁。一旦这样做到了，天下的人都会归向仁。实行仁，全凭自己，难道凭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实行的条目。”孔子说：“不合礼的现象不看，不合礼的声音不听，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颜渊说：“我颜回虽然迟钝，也要求实行这些话。”

五、学习孔子有何意义。

现在谈《论语》有人会觉得有点“酸”或者说有点过时了。其实不然，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及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论语》则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经典。虽然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家学说成了被打倒的对象，但是儒家某些思想仍然在我们的生活里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尽管西方文化一直在向我们这个东方古老的国家不断渗透，国人中受其影响甚众，但国学作为中国固有的学术和文化，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汉学不断成为世界各国学术界要了解和研究的对象，今年就有许多国家兴办了孔子学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逐渐兴起，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确是靠了边，试问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国学了解多少？如果不在青年人中大力宣扬国学，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地传承，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象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灭亡，就是因为文化传承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重提国学教育，宣扬儒家文化，就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论语》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代表了孔子的主要思想，虽然今天我们不可能把儒家思想和著作作为教育的主要部分，但至少要了解，相信通过了解，我们一定有所收获。

道家经典《老子》五则

《道德经》

一、道德经：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汉河上公作《老子章句》，分为八十一章，以前三十七章为《道经》，后四十四章为《德经》，故有《道德经》之名。但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老子》抄写本，《德经》在《道经》之前。道教奉为主要经典之一。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著在卷帙浩繁的中国书海当中，有一卷薄而又薄可能在国外拥有最多的译者和读者的书，这本书名叫《老子》或《道德经》。《道德经》是解释道教哲学的主要经文。

这是一本微妙费解的书，文笔极其隐晦，可有许多不同的解释。“道”这个主要概念通常被译为“方法”或“道路”。但是这个概念有点儿含糊其辞，因为《道德经》本身一开始就说：“‘道’，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名’，叫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名’。”①但是我们可以说，道的大体意思是“自然”或“自然法则”。

道教认为，人不应该与道作斗争，而应该服从道，按照道来办事。积极追求得到权力或积极寻求行使权力，与其说是不道德的倒不如说是愚昧无知和徒劳无益的。道是不可消灭的，人们在生活中应力求顺道而行。一个道教徒可能会指出水是无限柔软的，它驯顺地流向最低点，甚至对最弱的力也不加抵制，但是它却是不可毁灭的，而最硬的岩石是最终会被磨掉的。

对个人来说，通常应提倡纯朴和自然，应避免使用暴力，如同避免一切追名逐利的行为一样。人们不应该寻求改造世界，而应该尊敬世界。对政府来说，稍有消极的政策通常也是最英明的政策。规章繁冗，通过更多的法律或严厉施行旧法律通常会使事情弄得更糟。高税赋，雄心勃勃的政府计划和发动战争，这一切都是与道教哲学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按照中国的传说，《道德经》的作者是一位名叫老子的人。据说他是孔子的同时代人，但比孔子年长。孔子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从《道德经》的内容和风格上来看，没有几个现代学者认为它是这么早期的作品；有关该书的实际创作日期问题，存在着许多争论（《道德经》本身未提到一个具体的人物、地点、日期或历史事件）。但是公元前320年是一个靠得住的估计——与实际日期的误差在八十年以内——也许比这个误差范围还要小得多。

这个问题引起了对有关老子其人的生卒年及甚至对有关其人的真伪的许多争论。有些权威相信老子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这个传说，因而断定他没有写《道德经》。其他学者指出他只不过是传说中的人物。我个人的观点仅为少数学者所接受，我认为：（1）老子实有其人，是《道德经》的作者；（2）他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3）老子是孔子较年长的同时代人的传说纯属虚构，是后来的道教哲学家为给老子及其著作涂脂抹粉而编造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的中国作家当中，孔子（前551—479）、墨翟（前5世纪）和孟子（前371—289）既没有提到老子，也没有提过《道德经》；但是庄子——一位公元前三世纪誉满全国的道教哲学家却反复地提到过老子。

由于甚至对老子的存在都有争论，我们对他的生平详情就应该持怀疑的态度。但是下列的说法有很多的出处：老子诞生和生活在中国的北方；他在一个时期里很可能在国都洛阳当过历史学家或在朝中任守藏室的史官；老子不是他的原名而是一个尊称，大体意思是“大师”；他结过婚，有个儿子，叫聪；聪后来成为魏国的将领。

虽然道教开始时基本上是一种非宗教哲学，但是却最终由此掀起了一场宗教运动。然而虽然作为一种哲学的道教继续以《道德经》中所表达的思想为基础，但是道教不久就被芸芸众生的迷信信念和习惯所囊括，这些信念和习惯相对说来同老子的说教没有什么关系。

假定老子实际上是《道德经》的作者，那么他的影响确实很大。这部书虽然很薄（不到六千中文字，因此足以用一张报纸登载），但却包含着许多精神食粮。整个系列的道教哲学家都用此书来作为他们自己思想的起点。

在西方，《道德经》远比孔子或任何儒家的作品流行。事实上，该书至少出版过四十种不同的英文译本，除了《圣经》之外远远多于任何其它书籍的版本。

在中国，儒教大体上是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当老子和孔子的思想之间出现鲜明的对立时，中国人大都遵从后者。但是老子大体上深受儒家弟子的尊敬。况且在许多情况下，道教思想直接被儒教思想所吸收，因此对数以百万计的自称非道教徒的人都有影响。同样，道教对于佛教哲学，特别是对禅宗佛教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虽然今天没有几个人自称是道教徒，但是除了孔子以外，再没有哪一位中国哲学家对人类思想的影响象老子那样广泛和持久。

二、课文解读

一章

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一

凡是可以言说的道理，都不是永恒的道理。凡是可以被命名的名称，都不是永恒的名称。

无任何名称，正是天地的元始。有最初的命名，乃是生育万物的神母。所以：从永恒普遍的虚无，可以理解道的消隐。从永恒的存有，可以观察道的连续。两者出自同一根源而名称不同。它们竟是如此玄奥。玄奥呵，玄奥！这正是洞察宇宙间一切神秘的大门。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二

天下人都知道美何以是美，也就知道了什么是丑恶。都知道善何以是善，也就知道了什么是不善。所以：有与无相并而生，难与易互相成就，长与短互相对比，高与低互相映衬，音节与旋律互相配和，前与后互相追随。[这是永恒普遍之理。]

所以：圣者作无形迹之事，传言无声的教诲。让万物自行发生而并不创始。任其生长而不培育，任其自为而绝不把持，任其成熟而并不割刿，正是由于从不占有，所以才永远不丢失。

十九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

十九

放弃聪明和智慧--百姓福利会增加百倍。放弃讲仁和义--让百姓回到天伦之爱。放弃追逐巧利--盗贼就会消失。仅仅写成文字，还不够。让我再嘱告人们：要坚守于朴素，减少私心与欲望，放弃游学从而减少困扰。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

七十八

世间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但它冲激坚强却无往不胜，因为它的力量是无形的。弱者能胜于强者，柔者能胜于刚者。这道理天下无人不知，但却没有人能实行。因此圣者说：要能承受国家遭受的耻辱，才配作国家的君主；要能承担国家的祸难，才配做天下人的君王。正面的话倒好像反话一样。

八十章

小邦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八十

国土狭小人民稀少。即使有各种器具却并不使用。使人民怕重死亡而不向远方迁移。虽然有船只车辆，却没有必要去乘坐。虽然有铠甲武器，却没有机会去使用。使人民回复到结绳记事有甜美的饮食，美丽的衣服，安全的居所，欢乐的习俗。邻国之间可以互相看见，鸡鸣狗吠的声音可以互相听闻，但邻里间从生到死，却互不往来。

三

教学目标：

一、引导学生通过课文的学习，比较系统地了解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体例，体会《左传》的叙事风格。

二、了解“春秋笔法”的文化内涵。

教学过程：

一、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

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起源很早。唐刘知几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认为黄帝时已有史官，这当然是一种传说。但有可靠证据表明，至少在商代，我国已出现了史官和官方记事制度。甲骨卜辞中便有“作册”、“史”、“尹”等史官名称。《尚书•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指的也是当时官方记载和保存文书之制。及至西周，史职日繁，出现了太史、中史、内史等名目，不仅周天子有史官，一些诸侯国也先后设置了史官。《左传》定公四年记周初分封诸侯的情形说：“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可见鲁、晋两国在分封之初，周天子便为其配置了史官。至春秋时，虢、卫、邾、齐、郑、宋诸国也都设有太史，秦有内史，楚有左史,由此形成了整个华夏地区从周天子到诸侯国的史官系统。

古代史官的职责范围很广，但记载史事无疑是其基本工作之一。《国语•楚语》载：“有事不书，是史失其职守。”《左传》僖公七年称“夫诸侯之会，其德行礼仪，无国不记”。《礼记》也有“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等说法。《史记•秦本纪》还把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初有史以记事，民多化之”作为一桩大事记载下来，以示重要。

史官记事制度的发达，使先秦时期出现了一批由史官录编的历史文献、世系谱和官方年代记。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集《尚书》收录的大多就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保存的重要文件和政论。《史记》中提及的《谍记》、《春秋历谱谍》，以及《世本》中的一些记载也当出自官修。至于《左传》中提到的《郑志》，《孟子•离娄》所说的楚《梼杌》、晋《乘》、鲁《春秋》，《墨子•明鬼篇》所说的齐、燕、宋诸《春秋》，《史记•六国年表》所说的《秦记》，大抵皆属各诸侯国的年代记。这些文献，虽因秦并六国，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而多亡佚，但我们仍能从流传至今的少数史籍，如据鲁国史所编定的《春秋》和战国时魏国的《竹书纪年》中窥其大略。

早期史官记载虽然只是一种简单的史实记录和年代编排，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却为后人研究古史留下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中有的应属当事人或目击者的记录）。现代学者王国维等依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证实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记殷王世系和事迹的可靠性，因而也不能排斥《夏本纪》中包含的历史真实性。顾颉刚等便认为，《尚书》中所收夏后氏与有扈氏作战的誓师词《甘誓》，“大概在夏王朝是作为重要祖训揽诙啻沼谛纬梢恢质妨狭鞔揭蟠倍槐4嫦吕吹模琜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不能忽略早期史官所起的作用。

应当指出，在古代，这类官方记事制度本非中国所独有，如古埃及朝廷就有书吏专记政府或贵族的一举一动，并产生了简单的官修年代记和帝系表。古巴比伦和亚述的泥砖刻文或碑铭中则有出自官方的帝王名氏表、年代表、职官年名表和史表等。《圣经》上有关内容也反映出古犹太国家自所罗门之后，出现了王家纪年史，如《所罗门记略》、《以色列列王纪略》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东方古国的官方记事传统后来都中道而辍。而在古希腊的史学中，则难以找到这类制度的痕迹。只有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历经数千年历史的沧桑而一支独盛，得以一直保持沿用下来。

这里还应提及，中国古代确立的史官记事制度，就其初意而言，不仅在于系统记载和保存文献史料，实际上还负有监督最高统治的责任。自商周以来，巫史系统的官员因其特殊的专业要求，须具备比较全面的天文、地理和人文知识，这种人才的再生，在当时社会文化尚不发达的条件下，一般多系通过巫史家族的世代积累和父子兄弟间的世袭与传授才能实现，遂使其在先秦国家的政府中形成了一个比较特殊而自成一格的职官系统。加之其时统治阶级普遍养成了一种重视史鉴的深沉意识，史官及其专业职能受到朝廷和社会的相当尊重，处于非他人所能随意罢斥或替代的地位，即使原任的史官被罢斥，继任者一般也只能从巫史官员的系统甚至其家族内选拔，这就为他们不顾当政者的权威，通过“直书”史事曲直而对其言行实行监督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史称春秋时齐卿崔杼杀庄公后，因怒齐大史兄弟相继坚持直书“崔杼弑其君”而连杀三人，仍未能迫使对方屈服，终于不得不放弃了篡改史实的念头；晋灵公被杀后，太史董狐敢于直斥当时掌权的赵盾“弑其君”，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也就是说，先秦诸侯国的一些史官能够做到“仗气直书，不避强御”，不光取决于他们个人作为史官所具备的品德、素养和气节，也是和当时的制度及一般上层社会长期形成的舆论共识制约分不开的。

秦汉以后，史官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并且一般也不再为世袭的，而是完全融入了普通官员的任免系统之中。尽管如此，史官在奉命记载宫廷史事的过程中，仍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权限。特别是由史官掌记的“起居注”，为保持其客观公正性，习惯上，连当世的皇帝也不得观看，其中亦寓有督促帝王不得为非作歹的含义。这一点，到南北朝时仍有所表现。如北魏太武帝时，崔浩因主持编修国史得罪鲜卑贵族，惨遭灭族，参与编史的著作郎高允因得到太子庇护而幸免于难，但当太武帝拓跋焘向其当面问及此事时，他却词不稍屈，冒死而称崔浩“直以犯触，罪不至死”。并对太子说：“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崔浩虽有过失，但其“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高允身上继承的正是古代史官独立不阿的精神。西魏时，史官柳虬还主张把史官独立记载的史事直接公诸当世，“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史官的这一职能，使那些想获得后世好名声的帝王权臣多少有所顾忌。如东魏权臣高欢即对史官魏收说：“我后世功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其子北齐文宣帝高洋也故作大度地向他表示：“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帝诛史官。”但唐以后，这一传统渐遭破坏。首先是唐太宗，晚年曾几次提出要看“起居注”。开始褚遂良等大臣还能拒绝他，后来终于拗不过，将“起居注”删为“实录”给他看。唐太宗观起居注之事，即使本身并不出于恶意，但此例一开，史官记事独立性的最后一道防线遂告解体，以致后来的“实录”屡有被篡改的记录。于是，“实录不实”乃不免为后世所诟病。

二、春秋笔法

释义指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

出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

据说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后世作者为了阐述孔子的思想，撰写了专门的著作以解释《春秋》的内在涵义，特别是其中涉及礼的一些细节。

这种作法被称为微言大义，或者春秋笔法，被中国古代的传统所褒扬。

孔子撰《春秋》，在语言平面上“不露山水”，但在表达平面上，自能见其“微言大义”，后人就称这种手法为“春秋笔法”。所谓“不露山水”，实指不显露那些不宜明说或不愿直说本意的语句，宜与名家画山水一样，“妙在含糊，方见作乎”，或旁敲侧击，或含义模糊，或闪烁其词，或含蓄委婉，或意在言外，或从旁烘托，或虚掩伪饰，或上下暗示，总之不露本意。当然也有涉及本意的，则往往从轻从宽，或隐隐约约，未见庐山真面日，或扑粉涂脂，顿使恶语变美言。为此，本文仅就读者欣赏春秋笔法必须具备的能力方面作一点管窥。

一、欲说还休，以少引多作品中所渲染、抒写的人物逐渐接近主旨时，作者忽然收笔，即“欲说还休”，不把话说尽，要留有让读者思考的余地。由于世界观，生活经验和艺术修养的不同，读者得出的主旨与作者的主旨可能迥异，各个读者得出的主旨也可能不同，但人们又不会因此去追求，这类语言正是在这种猜度、体察、品味之中显示出语言的“不露山水”之美。例如《红楼梦、第九十八回中写林黛五弥留之际：

“……猛听寞王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心冷汗，不做声了。”

有人试图为黛玉这“好……”字后面难言之隐语填空，但无法填出，也无须填出，因为黛玉临终前，哀恨交集，至情倾泄，“闲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

二、不著一字，以无胜有．春秋笔法犹似画龙，见首不见其尾，方是神龙。“露其要处而藏其全”，才能显示其潜涵的魅力。春秋笔法又如乐曲，戛然而止，则余音缭绕，韵味无穷。倘若倾箱倒箧，一泄无余，则使人索然乏味。文中的直观形象仅是作者表情达意的凭藉形式，其真实意图不著一字，但读者9、要作穿透性深究，就会无中悟有，“尽得风流”。例如《红楼梦》第三十五回黄金莺巧结梅花络时与宝玉闲话；

“莺儿笑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上的人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其次。”

读者不禁要和宝玉一样急于知道是“什么好处，你细细儿的告诉我。”可是作者恰恰在此辍笔，写道：“……只听：外面一声，正是宝钗来了。”其实宝钗的好处书中早已交代，这里不过借莺儿之口，用不著一字的手法，让人意会，顿生光辉。

三、烘云托月，以彼写此不正面刻划作品中的主要对象，而是通过渲染其周围的人物和环境，给读者留有思考的余地。在适当处稍露鳞爪，给读者提供循彼寻此的线索，从而使主要对象鲜明突出。例如《西厢记》第一折写崔莺莺的美丽，就是运用“烘云托月”的春秋技法。莺莺兼有“国艳”与“天人”的美丽和神采，作者“因而画云”，借众僧入和张生的“惊艳”来烘托莺莺的美丽。张生虽也曾“颠不刺地见过万千”美貌女子，但当莺莺出现在他面前时，竟然“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去半天。”由此，莺莺之美可想而知。通过对张生“惊艳”的渲染烘托，莺莺的绝世之美就活现在读者的眼前。

四、设想幻化，以虚寓实要写眼前，却着墨设想未来；要写现实，却描绘幻化世界。笔下之虚，扑朔迷离；虚中之实，更具神韵。试看《杂文界》1988年增刊中刘征的《秦俑》：

秦俑大喝一声：“止！走近始皇陵者死尸然而，大大批的游人，中国人，外国人，戴着旅游帽的，背着照相机的，一个个说说笑笑，同秦俑擦身而过。泰俑的手是僵硬的，不能动作；剑是锈住的，不能拔出；喉咙是陶瓦制的，不能出声。然而，他下能容忍拿他的命令当儿戏的人，仍无声的大喝道：“止，否则汝将血吾刃！”

两干多年前，秦始皇下令制作秦俑是为了守陵护墓，以展示“六王毕，四海一”的第一位皇帝的威严和雄姿，使伟业长存、江山水固，想下列两千年后却成了展品。从秦俑身上设想幻化，以虚寓实地写出一种社会变迁的沧桑感；秦俑不去审时度势，却一味守旧，无疑是

一个悲剧。一边是严整的方阵，一边是自由的人群‘一边怒不可遏，忍无可忍，一边谈笑风生，“擦身而过”，“不露山水”中寓滑稽和悲哀，别开生面。

五、语近意遥，以浅藏深艺术作品中常常选择人们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场面，用浅近通俗的语言迭设悬念，将读者引入彀中，从浅中悟深，在有限的画面之外，创造出广阔的艺术天地，从而收到语近意遥、言短味长、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如金昌绪的《春怨》：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全诗口语化，虽然怨妇唯恐黎明来得太快，难以重温美梦，但溥的开端凝聚在“打起黄莺儿”，为什么要打?打是为了“莫教枝上啼”。莺歌美妙，为什么不准它叫呢?是怕“惊妾梦”。黄莺啼晓，本该醒了，怨妇做的是什么梦?为什么怕惊醒呢?末句答复是：怕惊醒“到辽西”的梦。句有余味，篇有余意：她为什么做“到辽西”的梦?什么人在那里?为什么在那里?“春怨”到底怨什么?迭设悬念，都留给读者去思索，想象，真是语近意遥，浅中藏深。

六、背面敷粉，以表掩里有些语言似乎感情显豁，但读者切勿轻信上当，因为表面的感情是虚假的，内里的真情藏在背后，如喜掩盖着悲，褒掩盖着贬等。请看李商隐《闺情》：

红露花房白蜜稗，黄蜂紫蝶两参差。

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衾不得知。

首句写一朵美艳的花，花房和睥都指花心，红露指红色露水，白蜜指白色蜜汁。第二句说黄蜂与紫蝶不是同时来到，向这朵鲜花采蜜。第三句点明那个女人在春窗下做了一个风流梦，这里“春”字指《诗经》中“有女怀春”的“春”。末句说妻子在睡眠中做了一个风流梦，同衾人(丈夫)却一点也不知道。这些都是背面敷粉，以表面似乎轻薄的艳情掩盖了寄托深而措辞婉的实质。

七、喷腾跳跃，以点代面艺术笔墨可以跳跃，可以飞腾，可以喷出。只要点出几个有特征、有代表性的物象，即可牵动读者的思绪，去补充略去的空白，零散的点就构成意境，组成完整的画面。即使省去开端，挖掉中腹，删除结尾，但事情的来龙去脉，感情发展的线索，依然隐约可见。这种“不露山水”的技法，似乎与数字上的两点定线，三点定圆等法则有相通之处。例如郁达夫《故都的秋》中一段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象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到一点极细微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作者春秋笔法的诀窍，就在于以感情的触角喷腾跳跃，以点代面地写出细微的视觉、听觉、嗅觉，意觉，从而构成北京秋味的心灵图示。不仅对客观世界逼真的描摹，而且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能动的反映。调动五官，心往神驰，突破时空的界限，让思想和情绪喷腾起来，融万物于笔端，把作者抑郁、愤懑、孤寂、哀伤的内在情思“不露山水”而曲折地跳跃于字里行间，既有情化自然的艺术美，又处处隐约抒发出一个“真”的有“个性”的我。在这幅以点代面的绘画中凝聚了一个漂泊天涯的游子彷徨愁苦的浓厚感情，确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三《晋灵公不君》

翻译：

晋灵公不行国君正道。加重赋税用来彩饰墙壁。他还从台上用弹弓射人，观看人们躲避弹丸来取乐。有一次厨子炖熊掌没有炖熟，灵公就杀死他，把尸体装在草筐里，命妇女用车装着尸体经过朝廷。赵盾和士季发现了厨子的手，追问厨子被杀的原因，并为这件事忧虑。赵盾准备进谏，土季说：“您进谏，如果国君不接受，那就没有谁能接着进谏了。请让我先去吧，没有采纳，您再继续劝说。”士季往前走了三次，伏地行礼三次，灵公假装没看见。到了屋檐下，晋灵公才看了看他，说道：“我知道所犯的错误了，准备改正它。”士季叩头答道：“哪个人没有过错呢？有了过错却能改正，没有什么善事能比这个更大的了。《诗经》上说：‘没有谁没有个好的开头，但很少能坚持到底。’照这样说来，能够纠正错误的人是很少的。您能有始有终，那末国家就巩固了，哪里仅仅是臣子们有所依靠呢。《诗经》又说：天子有没尽职的地方，只有仲山甫来弥补。意思是说过失是能够弥补的，您能弥补自己的过失，君位就丢不了啦。”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清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

晋灵公仍旧不改。赵盾多次进谏。晋灵公很厌恶他，派鉏麑暗杀他。鉏麑清早赶去，看到卧室的门已打开了。赵盾已穿戴整齐准备上朝，由于时间还早，端坐在那里打瞌睡。鉏麑退出来，感叹地说：“不忘记恭敬，真是百姓的主啊。杀害百姓的主，就是不忠；不履行国君的使命，就是不守信用。在这两者之间只要有一种，都不如死了。”便撞死在槐树上。

犹不改。宦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癖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齐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秋九月，晋灵公赐给赵盾酒喝，预先埋伏好身穿铠甲的武士，准备攻杀赵盾。赵盾的车右提弥明发现了情况，快步走上堂去，说：“臣子侍奉国君饮酒，超过了三杯，不合乎礼仪。”接着扶赵盾下堂。晋灵公唤出那条猛犬向赵盾扑去。提弥明徒手搏击猛犬，把它打死了。赵盾说：“不用人而使唤狗，即使凶猛，又顶得了什么？”一面搏斗，一面退出宫门。提弥明为赵盾殉难。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当初，赵盾在首阳山打猎，在翳桑住了一晚。看见灵辄饿倒在地，问他得了什么病，灵辄回答说：“已经多日没有吃东西了。”赵盾给他东西吃。灵辄留下一半食物不吃。问其原因，答道：“我在外当奴仆已经多年了，不知道母亲还在不在。现在离家近了，请让我把这些东西送给她。”赵盾要他吃光，并给他预备一筐饭和肉，放在袋子里送给他。不久灵辄做了晋灵公的甲士，却把戟掉过头来抵御灵公手下的人，使赵盾得免于难。赵盾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回答说：“我就是您在翳桑救的饿汉呀。”问名字和住处，他没有告诉就走了。——接着赵盾也逃亡了。

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寘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九月二十六日，赵穿在桃园杀死了晋灵公。赵盾还没有逃出国境的山界就回来了。太史（董狐）记载说：“赵盾弑其君。”并且把这条记载拿到朝廷上公布。赵盾说：“不是这样。”太史回答说：“您是正卿，逃亡没有越过国境，回来后又不声讨叛贼，弑君的不是您又是谁？”赵盾说：“唉！《诗经》说：‘由于我怀念祖国，反而自己找来了忧患。’大概是说我吧！”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孔子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据法直书不隐讳。赵盾，是古代的好大夫，为了记事的原则而承受恶名。可惜呀！要是逃出了国境就可以免掉罪名了。”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四、《左传》的文学成就

1、作为编年史，《左传》的叙事艺术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晋•范宁《谷梁传集解自序》中说：“《左传》艳而富”，其“艳而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左传》生动地展示了春秋时期五彩缤纷的历史画卷。作者不仅记载各国君位的嬗变、执政者的谋权夺势、政客的宦海升沉、贵族内部的倾轧火并、侯国之间的欺诈侵掠、辽阔战场千军万马的厮杀格斗、阴暗一隅数人的密谋策划，各种各样的矛盾、大大小小的动乱、五花八门的变故，无不网罗其中；而且作者采集了大量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甚至于还有风俗遗闻、童谣民歌。这些材料通过细心的组织编排，极大地丰富了《左氏春秋》的内容。

《左氏春秋》广采博取各种文字的、口头的资料进行编撰，从现代编年史的标准看，显得芜杂，说明历史科学尚在草创之中。然而正是这一特点，才更体现了中国史传文学的特点。《左氏春秋》的作者善于对庞杂的资料进行取舍与剪裁，全书所载历史前略而后详，后期更详于襄公与昭公，二公在位共63年，不足全书的三分之一，二篇幅却近于全书的一半。就各国诸侯来说，也各有侧重，晋国最详，所记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晋国之事中又突出重点，详细记载晋文公的霸业兴衰。记载较略之国，其事也不平均使用笔墨，如记郑国的文字约15000字，多集中在郑庄公、子产身上。而子产为相执政一事就占了很大的篇幅。凡是能生动体现国家治乱、兴亡，能形象地显示社会各种代表人物特征的事情，则“纤芥无遗”，反之则“丘山是弃”。《左氏春秋》有自己的详略标准，它深刻、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左氏春秋》不满足于《春秋》那种对历史史事做简单陈述的史笔笔法，它要展示那个动荡历史年代的全部过程，要展示各种历史人物在各种事件中的各种表现，它摒弃了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创造了在生动记叙史事的基础上显示各种人物形象、心态，表达作者观点立场的方法。

作者重视对事件的完整把握，对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有时能给予集中叙述，突破了编年体的界限，使事件的记叙有了记事本末的因素。也使人物的刻划有了传记的意味。

《左氏春秋》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战争的叙述尤为精彩。《左氏春秋》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左氏春秋》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肴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战事的酝酿、起因，战前军事、外交的谋略，兵马的调遣、战时激烈的搏杀，战局的变化，双方的进退，战后胜负的结局，各方面的反应，认识的处理等，都表现得迂徐有致、笔力纵横。如僖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郑使告于秦”，通过蹇叔反对出师袭远，介绍了肴之战前秦、郑、晋各方面的形势与动态，又通过蹇叔哭师这一细节，预示了秦军必败的结局。

在战争描写中，战争过程本身往往写得比较简略，但“疏而不遗，俭而无阙。”作者常选取决定战争进程的关键人物来重点刻划，以展示战争的经过。常以战场上这些人物的一句话、一个动作，来反映酣战中千军万马的心态和姿态。如成公二年的《鞌之战》：

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

晋军将士殊死奋战的英雄形象历历在目。

2、《左氏春秋》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这些行人和大夫，凭借十分讲究的言辞折服对方，推行自己的一定主张，委婉而有力。刘知几《史通•申左》：“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行人辞令委婉陈词，不亢不卑，慷慨激昂，显示了个性风采。

《左氏春秋》的叙述语言词约事丰、意蕴厚实。如宣公十六年记载晋军败于楚，溃不成军，作者写道：“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晋军仓皇败逃之全状可想而知。作者又记入冬以后楚军将士受冻，“王巡三军，抚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几句体恤的话温暖得就像穿上了棉衣，比喻贴切。

《左氏春秋》叙事能显能晦，能虚能实，因物赋形，事愈错综，辞愈纵横，声调的缓急随情而发，文笔的曲直莫不以肖为准。有时笔法又出人意表，写秽亵事笔反洁，写繁杂事笔反简，写紧张事笔反暇。变化多端，妙趣横生。刘知几《史通》：“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

《左氏春秋》中有作者丰富的想像和合情合理的虚构，作者采集的文字记载、历史传说、民谣故事、神话异闻，仅是一堆“材料”，作者的想像与虚构不仅补足了材料中普遍缺少的细节，甚至还创造了一些必要的情节与人物的语言，它像粘合剂一样，把全部材料粘连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统一体。想像与虚构是贯彻《左传》写作始终的一种重要艺术思维形式，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和母亲的对话纯属作者揣摩、想像而虚构的。想像与虚构的运用、作者对旧史料的修饰润色、对传说逸闻的广泛吸收，使《左传》行文更加铺排，叙事记言更加夸张，因而不少人从史学的角度加以非难，王充《论衡》：“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相违反。”范宁《谷梁传集解自序》：“《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韩愈《进学解》：“《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从史学求真、无证存阙的原则看，《左传》不是严格的史事记录，然而从史传文学的角度看，这正是《左传》艺术创造的重要表现。

四

教学目标：

一、《大学》，《中庸》是儒家经典著作，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本单元的学习，应当让学生对其中的思想有个基本的了解，并引导他们探讨这些思想的现代意义。

二、《大学》的主体是“三纲”“八目”。要让学生明了这些内容的逻辑关系。

三、《中庸》中的有些概念比较难以理解，要让学生通过分析，讨论，理解这些概念的内涵。《中庸》中的学习过程论，对于学生的学习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教师应当带领他们领会这个学习过程论的合理性。

教学过程：

一、介绍《大学》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大学》

《大学》的版本主要有两个体系：一是经朱熹编排整理，划分为经、传的《大学章句》本；一是按原有次序排列的古本，即《礼记》中的《大学》原文。以朱熹《大学章句》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大学”是对“小学”而言，是说它不是讲“详训诂，明句读”的“小学”，而是讲治国安邦的“大学”。“大学”是大人之学。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也”。《大学》提出了“三纲领”和“八条目”。经一章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八个条目是实现三条纲领的途径。

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大学》“三纲领”与“八条目”应为一个整体，这是理解《大学》的关键。“三纲领”中的“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而言，而“止于至善”则是指“明明德于天下”，即天下人皆能修其身。朱熹改“亲民”为“新民”并非无据，这可以由郭店竹简及《大学》的思想得到证明。“八条目”以修身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四项乃是修身的工夫，它与后者是一种交叉的关系，而不是并列的关系，“八条目”严格说来应为“四条目”。《大学》的思想具有二元的倾向，对以后的孟子、荀子均有所影响，但其主要还应属于思孟一系。

《大学》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自宋代列入四书以后，其影响更为巨大。

（一）

《大学》一文不长，仅有短短的两千余字，然而一篇文章的生命力，往往不在于其字数的长短，甚至也不在于其思想的高深，而在于它是否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是否为后人留下阐释、发挥的空间，《大学》无疑作到这一点，它在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也正源于此。《大学》的思想一般被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而“三纲领”与“八条目”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大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理解《大学》的关键所在。《大学》首章云：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构成了《大学》的基本思想和“纲领”。对于什么是“明明德”，学术界有过种种不同的看法。宋明理学家如朱熹、王阳明等都把“明德”理解为“虚灵不昧”的心体，认为“明明德”即是发明此本有的心性，所不同的是前者把它看作是“性”，而后者则看作是“心”。当代有些学者则往往把“明明德”与思孟的性善论联系起来，认为“明明德”是对《中庸》“自明诚”一语的发挥，并说“所谓‘明明德’，就是指通过修行，使‘明德’显明于心，并同时使性得以呈现于心。”（3）这些看法明显难以让人苟同，也未必符合《大学》的原义。因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明德”的观念虽然产生较早——《大学》引《康诰》“克明德”以释“明明德”即是明证——但自人性的角度以言“明德”则是相对较晚才出现的。从《大学》全文来看，其言“明德”尚处在未与人性联系在一起的阶段，更没有将其看作是内在的性，这是《大学》“明明德”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大学》成书较早的一个反映，看不到这一点，显然不符合《大学》思想的实际；与此不同，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大学》引“尧典《康诰》言‘德’或‘峻德’皆指德行说，那时似更不能意识到本有之心性也。”（4）徐复观先生也说“《大学》此处的明德，大概也只能作明智的行为解释，而不是指的是心。”（5）从《大学》所处的时代来看，说“明德”包含“德行”、“明智的行为”的意思并不为过，但这并不是《大学》“明德”的重点所在，因为《大学》全文很少提到“德行”、“明智的行为”，相反它反复强调“正心”、“诚意”，把它看作是“明明德”的重要手段，所以把“明德”仅仅理解为“德行”、“明智的行为”同样不够全面。其实，《大学》的“明明德”主要是针对“修身”而言的，因为下文接着说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由于以上各项是一种条件的蕴涵关系，这段话实际是说：欲明明德于天下，先修其身，然后齐其家、治其国、平天下。显然，“明明德”即“修其身”，而“明明德于天下”也即在此基础上使天下之人皆能修其身。孔颖达释“明明德”为“谓身有明德而更彰显之”，正指明了这一点。既然“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那么它就应当包括“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等内容，理解《大学》的“明明德”，正应从此入手。

二、对节选部分的翻译。

（1）大学之道：大学的宗旨。“大学”一词在古代有两种含义：一是“博学”的意思；二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大人之学”。古人八岁人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十五岁人大学，学习伦理、政治、哲学等“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所以，后一种含义其实也和前一种含义有相通的地方，同样有“博学”的意思。”道“的本义是道路，引申为规律、原则等，在中国古代哲学、政治学里，也指宇宙万物的本原、个体，一定的政治观或思想体系等，在不同的上下文环境里有不同的意思。（2）明明德：前一个“明”作动词，有使动的意味，即“使彰明”，也就是发扬、弘扬的意思。后一个“明”作形容词，明德也就是光明正大的品德。（3）亲民：根据后面的“传”文，“亲”应为“新”，即革新、弃旧图新。亲民，也就是新民，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4）知止：知道目标所在。（5）得：收获。（6）齐其家：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或家族，使家庭或家族和和美美，蒸蒸日上，兴旺发达。（7）修其身：修养自身的品性。（8）致其知：使自己获得知识。（9）格物：认识、研究万事万物。。（10）庶人：指平民百姓。（11）壹是：都是。本：根本。（12）末：相对于本而言，指枝末、枝节。（13）厚者薄：该重视的不重视。薄者厚：不该重视的却加以重视。（14）未之有也：即未有之也。没有这样的道理（事情、做法等）。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思虑周祥；思虑周祥才能够有所收获。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未，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明白了这本末始终的道理，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通过对万事万物的认识、研究后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三、对“三纲”“八条目”内在关系的分析。

《大学》，原是《小戴礼记》里一篇，旧说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的儒家作品，这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

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修己是治人的前提

《大学》提出了“三纲领”和“八条目”，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大学》开头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大学》“三纲领”。所谓“明明德”，就是发扬光大人所固有的天赋的光明道德。所谓“在亲民”，是指发扬了善性之后，即从事治民。治民要亲爱人民。所谓“止于至善”，就是要求达到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至善境界。“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是《大学》提出的教育纲领和培养目标。

《大学》还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称之为《大学》的“八条目”，这是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八条目”的中心环节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对于培养目标和方法,《大学》反复强调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

“格物”、“致知”是八条目的基础。所格的“物”，所致的“知”都是指伦理和道德原则，是指修己治人的道德修养。

诚意就是不自欺

所谓“诚意”，就是要不自欺，要慎独。在与别人相处时是这样，在独处时也应该是这样。内心如此，表现于外更是如此，即所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慎独是一种主观的道德修养方法，注重道德理想和动机的培养。

所谓“正心”，就是教人防止个人感情、欲望的偏向。它说：“身有所忿愤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人类不可能避免忿愤、恐惧、好乐、忧患等感情，但防止、克服不正当的感情、欲望还是必要的。

“修身”是“八条目”的基本，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要达到的目的，即把个人修养达到完善的地步,也是《大学》中讲培养人的最高要求。只有这样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概而言之，《大学》三纲八目的人生图式具有成熟的理论创造，它不仅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状况，而且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历史中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知识精英的特定道德人格，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并造就了独特的中国人生精神，成为传统文化予以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遗产。今天，借鉴《大学》三纲八目的德目设计，剔除其对唯心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依附，弘扬以天人合一为世界观基础的独善其身和身任天下相结合的人生价值取向或人生精神，对于构建现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对于提升社会的道德文明水平，都无不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对《中庸》内容思想的简要介绍。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旧说《中庸》是子思所作。其实是秦汉时儒家的作品，它也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

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之道

《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中庸》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中庸》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即《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之谓性”，是说人性是由天赋予的。“率性之谓道”,是说循着这种天性而行就合于道,认为人性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治儒家之道，所以说“修道之谓教”。实行“中庸之道”既是率性问题，也是修道的问题，这是发展了孔子“内省”和曾子“自省”的教育思想。

中庸之道就是忠恕之道

《中庸》要人们贯彻孔门相传的“忠恕之道”，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正是孔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发挥，要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合于“中庸之道”。

《中庸》又提出了有德之人必须好“三达德”，实行“五达道”，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所谓“五达道”即“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处理这五方面关系的准则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五达道”的实行,要*“三达德”:智、仁、勇。而要做好“三达德”,达到中庸的境界，就要*“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努力进行主观心性的养成，以达到“至诚”的境界。

《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程序，并强调“择善而固执之”的勤奋不懈精神。它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为学必有的过程。它又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在教育上它所提出的为学程序与顽强的学习精神，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讨论:什么是中庸精神实质?

旧说《中庸》一书是子思所作,据考证其实是秦汉时儒家的作品，它也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

中庸一词,今人普遍以为就是不偏激不过头不过激的意思,就是不左不右不上不下,凡事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做和事佬的意思.个人以为这其实是是对中庸本身的一个错误理解,也是对中庸之道的歪曲和庸俗化.

个人以为中庸就是符合规则,坚守正道的意思,因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原文).

以打球为比喻,打高尔夫球一杆入洞,这是不偏之,高尔夫球洞很小,规则很严需要很高的技术修养才能入洞,不能是我球打到那里画个圆圈能算数的,这是不易之.

所谓中庸之道,其实就是君子之道,就是君子模范遵守社会规则(原意还应该包括天道即自然法则)之道.

儒家哲学注重的是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提倡人要到达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在我看来，它是做人的完美境界。

具体的思想是：对待长辈要尊敬讲礼貌。朋友之间真诚守信用。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统治者要仁政爱民。对待其它人要博爱。对待上司要忠诚。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尊重知识。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追求的是理想人格——圣人。

儒家哲学的思想精髓是“中庸之道”。所谓中：即不偏不倚；庸：即平常。

孔子的中庸思想，有其内在的逻辑：“尚中”是中庸的逻辑起点，“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准则，“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尚中”的基本内涵是“无过无不及”，“时中”的基本内涵是“无可无不可”，“中正”的基本内涵是“礼义”，“中和”的基本内涵是天人和谐之美。其中，“尚中”观念为传统所固有，为孔子所继承。“时中”、“中正”及“中和”的观念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核心之所在。

中庸之道是目前全世界最为重视的合理主义。它注重人在处世的行为及态度上的“适度”。要求人们时时检点自己的行为和心态，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言行举止，辨察、修正其中的丑恶，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以求在为人处事上达到最理想的效果！中庸之道的关键是对人的思想及精神世界的构建，重在时时刻刻对人的灵魂进行洗礼，让灵魂保持纯洁、高尚以及正直！

中庸不是教人软弱，而是教人自立、自强、自信、自息!

“中庸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状态。是做人的最高境界，也是完美境界，所以它是无法达到的，但是可以无限地接近。

五

教学目标：

1.了解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2.了解《坛经》和《百喻经》的语言特色，积累常用的文言实词和虚词。

3.批判地继承佛教思想对于现代社会人生的启示意义。

教学过程：

一、佛教在中国。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广义地说，它是一种宗教，包括它的经典、仪式、习惯、教团的组织等等；但佛教在世界性的各大宗教和思想之中，显得非常特殊。凡是宗教，无不信奉神的创造及神的主宰，佛教却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因此佛教似宗教而又非宗教，类哲学而又非哲学，通科学而又非科学。这是佛教的最大特色。狭义地说，它就是佛所说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的术语来说，应当叫做佛法（BuddhaDharma）。在《增一阿含》经的序品中所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用一句话来说，佛教就是佛让人们止恶扬善、自净其意的教法、是佛陀的教育。

佛教的传入。佛教最早传入我国的确切年代，已很难考定。一般说法有两种：一说是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记》。另一说源于“白马驮经”故事，即东汉永平年间（58年—75年），汉明帝夜梦有神人全身金色，顶上有光，在殿前绕梁飞行。翌日问讯群臣，学识渊博的大臣傅毅告之为佛。于是明帝派遣使者蔡愔等西行求法，永平十年（67年）在大月氏遇见西域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便邀请他们来汉地传授佛教。他们用白马驮着佛像和经卷，回到洛阳。明帝为表示欢迎，在洛阳建起我国首座佛教寺庙“白马寺”。总之，佛教初入我国的时间，当在公元1世纪前后。

佛教的发展。两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不长，流传的地区也有限，佛教信徒较少，多为社会上层人物。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矛盾激化，再加上统治者有意识地提倡，佛教得到迅速发展。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佛经大量被翻译，由于佛经的翻译使得佛教传播越来越广；二是众多寺庙的兴建和石窟的开凿。作为佛教标志性建筑的寺庙的大量兴建是对佛教的一种有力的宣传，而大同云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本身作为一种艺术则是对佛教又一种巧妙的宣传。“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真实写照。

佛教的鼎盛。在唐朝，儒、佛、道三者一方面鼎足而立，另一方面又在统治者的有意协调下表现得和谐一致。这一时期佛教繁荣的最主要标志就是众多佛教宗派的形成。它们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八宗。

佛教的转折。晚唐、五代至宋，由于历次法难，更直接的原因是由于会昌法难，又加上社会的动荡不安，佛教走向了转折。在这过程中禅宗逐渐取代其他各宗，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最为久远、影响最为广泛的宗派。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灭南宋而统一天下。虽然元代以藏传佛教——喇嘛教为国教，但汉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耶稣教、摩尼教等也允许存在。元代佛教诸派中，禅宗最为繁荣。

佛教的衰落。明清以后，佛教愈趋衰落。太平天国时期，对佛教和道教都采取排斥的态度。清末民国以后，新思想、新文化的兴起以及科学、民主的提倡，启发了民众的觉悟，加之国民革命的爆发，致使佛教日逐衰落。

二、禅宗的诞生与六祖慧能的故事。

禅宗以菩提达摩为中国始祖，故又称达摩宗；也因自称得佛心印，又称为佛心宗。达摩于北魏末活动于洛阳，倡二入四行之修禅原则，以《楞伽经》授徒。弟子有慧可，僧璨为再传。璨弟子为道信。信弟子弘忍立东山法门，为禅宗五祖。门下分赴两京弘法，名重一时。其中有神秀、惠能二人分立为北宗渐门与南宗顿门。神秀住荆州玉泉寺，晚年入京，为三帝国师，弟子有嵩山普寂、终南山义福；惠能居韶州曹溪宝林寺，门下甚众，以惠能为六祖。后为禅宗正宗。

六祖慧能是禅宗的真正创立者，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是世界佛教史尤其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慧能以后，禅宗广为流传，于唐末五代时达于极盛。禅宗使中国佛教发展到了顶峰，对中国古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本宗传承，中国以释尊在灵山会上拈花、迦叶微笑为其滥觞。盖此说虽无史实根据，然为强调六祖以来之禅“以心传心”、“教外别传”，故特重此迦叶付法相承之说

达磨初来中国，谒梁武帝，然不契机，遂至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人称壁观婆罗门，神光（慧可）立雪断臂，志求佛法，终得达磨所传心印，为中国禅宗第二祖。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本宗渐盛。道信之下有弘忍、法融二杰。法融之下有智俨、慧方、法持等，此法系以住于金陵牛头山之故，世称牛头禅；以“欲得心净，无心用功”为其要旨。五祖弘忍住蕲州（湖北）黄梅山，阐扬金刚般若经奥旨，门下俊秀辈出，有玉泉神秀、大鉴慧能、嵩山慧安、蒙山道明、资州智侁等。

五祖之门人中，以神秀为第一上首，称“秀上座”。五祖示寂后，神秀于北方振锡，故亦称“北秀”，门下俊秀辈出，被尊为北宗禅之祖。北宗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法运昌隆约一百年，主张以笃践实履之精神修行禅法。神秀之下有嵩山普寂、京兆义福等，传四、五世即告断绝。此外，嵩山慧安开出“老安禅”，资州智侁开出“南侁禅”。大鉴慧能因一偈受五祖印可、传衣钵，继为第六祖。其后避难南方，住韶阳（广东）曹溪，大振禅风，是为南宗禅之祖。以南、北二宗宗风之异，遂有“南顿北渐”之说。慧能之嗣法弟子有四十余人，以南岳怀让、青原行思、南阳慧忠、永嘉玄觉、荷泽神会为著名。其中，荷泽神会开出“荷泽宗”，极力提倡顿悟法门，而以“一念不起”为“坐”，“了见本性”为“禅”。

慧能家境贫寒，三岁丧父，迁居南海。稍长，卖柴养母。因听人诵读《金刚经》有悟，决心学佛出家。慧能于公元672年到湖北黄梅参拜弘忍大师学法。慧能初见弘忍，弘忍便问他﹕「你是那里人?来这里求取什么?」慧能回答﹕「弟子世岭南人，来到这里不求其它，只求「作佛」。」弘忍听了仍随口说﹕「你世岭南人，哪里能「作佛」!」慧能回答﹕「人有南北之分，「佛性」并无南北之分。」这才使弘忍微微吃惊。慧能的回答使弘忍不便回绝，就安排他随众劳动，在碓房舂米。慧能乐于从命，终日舂米，乾得欢快。当时弘忍的徒众有700人。在慧能入寺八个月之后，弘忍命各人呈上一首偈语，这实际上是一场考试，他要选择继承人。但慧能没资格参加，因为他只是乾杂事的。神秀是众僧中的的上座和尚，他在半夜三更时分，独自掌灯，在佛堂的南廊写下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清晨时，弘忍见到此偈后漠然不语，慧能闻声来到廊下，他要求也做一偈，得到许可，于是他高声念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使惹尘埃。」弘忍看到是慧能，就叫他退下，第二天弘忍把慧能给叫去，为慧能讲经又把世代相传的法衣交给他正式传他为禅宗六祖，并为他的安全着想，亲自送他到江州的渡口，吩咐他非要到必要的时机，不要把自己是禅宗六祖的身份讲出来，免得有禅宗的僧人来争夺。慧能来到岭南，渡过了15年的隐居生活。在唐高宗年间（676年），在广州遇到印宗法师，印宗法师为他剃发，授戒。至此，慧能才算是正式的僧人，在此之前只是「行者」。

慧能得到祖传衣钵后返回广东。为躲藏“物色之者“加害，他在四会一带的猎人中藏匿了整整15年，直到唐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才公开露面。这年的正月初八，慧能来到广州法胜寺（今光孝寺）。一天，风扬起寺庙的旗幡，两个和尚在争论到底是“风动”还是“幡动”？慧能说：“既非风动，亦非幡动，仁者心动耳。”慧能的说法，令众僧大为惊叹，引起了印宗法师的关注和尊敬。不久，印宗法师为慧能剃了度。后又召集高僧名师为慧能举行了隆重的授戒仪式。次年春，慧能离开法胜寺，北上到南华寺开山传法，前来送行的有一千多人。在南华寺，六祖慧能传教说法长达37年之年。其间，韶州刺史韦璩也常他到城里的开元寺（后更名为大梵寺）讲经。慧能的言行后被其弟子法海汇编成书，这就是被奉为禅宗宗经的《六祖法宝坛经》。在佛教中，只有佛祖释迦牟尼的说法行为记录能被称做“经”，而一个宗派祖言行录也被称做“经”的，慧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慧能圆寂于家乡新兴县的国恩寺，享年76岁。次年六祖真身迁回曹溪，供奉在灵照塔中。慧能在生前就深得朝迁的恩宠，唐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女皇武则天曾为“表朕之精诚”，特地遣中书舍人给慧能赐送水晶钵盂，磨衲袈裟、白毡等礼物，其诏书对慧能表达了十分尊崇的心情：“恨不赵陪下位，侧奉聆音，倾求出离之源，高步妙峰之顶。”慧能去世后，更是名位加身。唐宪宗追谥慧能为“大鉴禅师”，宋太宗又加谥为“大鉴真空禅师”，仁宗再加谥为“大鉴真空普觉禅师”，最后神宗再加谥为“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文学大家都先后为慧能撰写过长篇碑文，以记述他的事迹。

三、禅宗思想的影响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禅宗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宗教范畴，而渗透到哲学、文学、艺术等众多领域以及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如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明理学受禅宗的影响就很深，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吾心便是宇宙”、“心外无物”、“明心见理”正是禅宗“自心是佛”、“本心生万法”、“明心见性”的翻版。又如绘画，从唐宗到明的画坛，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创作思想，都可以看到受禅熏陶的痕迹，作品中往往表现出一种深远宁静、超凡脱俗的意境。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原来的佛家用语，也了人们的惯用语。

本世纪以来，带着东方恬静达观精神的佛禅也走向了西方世界。二次大战以后，禅更在英、德、法、美、等国得到特别的发展。西方接受禅的人，除了宗教团体外，还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希望用禅引导人们顺归人性和自然；也有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把禅作为调节心理和治疗精神病的方法之一。在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国家图书馆广场，矗立着世界十大思想家的塑像，其中就有代表东方思想的先哲孔子、老子和惠能，并列为“东方三圣人”。

慧能作为在我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包含着的哲理和智慧，至今仍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并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

禅宗--特重禅观，不重教理，自称教外别传。以菩提达摩为初祖，下传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弘忍之后分成南宗慧能，北宗神秀二派。北宗强调渐修，南宗主顿悟。弘忍圆寂后，北宗神秀大阐宗风于长安、洛阳。中唐以后，南宗成为禅宗的正统，并形成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临济五家。但宋朝以后则仅存曹洞、临济二脉。或称为佛心宗。

四、佛理小故事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很多佛理故事,都是用简单的生活细节来点醒世人

１、求人不如求己：一人去寺庙参拜观音菩萨，几叩首后，这人突然发现身边一人也在参拜，且模样与供台上的观音菩萨一模一样。

此人大惑不解，轻声问道：“您是观音菩萨吗？”

那人答：“是。”

此人更加迷惑，又问：“那您自己为什么还要参拜呢？”

观音菩萨答：“因为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己。”

2、一切皆空：山冈铁舟到处参访名师。一天，他见到了相国寺的独园和尚。为了表示他的悟境，他颇为得意地对独园说道：“心、佛，以及众生，三者皆空。现象的真性是空。无悟、无迷、无圣、无凡、无施、无受。”

当时独园正在抽烟，未曾答腔。但他突然举起烟筒将山冈打了一下，使得这位年轻的禅者甚为愤怒。

“一切皆空，”独园问道，“哪儿来这么大的脾气？”

３、你且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