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应该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即不仅在生物世界里，共存是基础，竞争只不过是为了更好的生存而已，并不是以消灭对手为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生态平衡”。

生物学大师级的人物达尔文，曾经随“贝格尔”号军舰环球旅行。在５年的环球航行中，达尔文不仅收集到了大量的生物和地质标本，而且精神面貌和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达尔文因为走了更多的地方，占有了更多的材料，所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虽然觉得生物学家马拉克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理论很有道理，但却发现，马拉克把生物变异直接与环境变化挂起勾来无疑是过于简单化了。他认为，引起变异的因素是很复杂的，而且生物的变异也很多，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大多数变异（即所谓的“有害变异”）都得不到遗传。而有些变异（即所谓的“有利变异”）之所以能遗传下来，是因为自然选择的结果，即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因而使进化论的理论大大地迈进了一步。但是，应该记住的是，进化论并不是达尔文一个人突然提出来的，而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达尔文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不仅把所有的生物都从上帝手里解放了出来，而且也使人类终于找到了自我，因而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实际上，生物之间的竞争是在共存基础上的竞争，并不是以消灭对手为目的，而且恰恰相反，竞争是为了更好的生存。例如，北极的狼和驯鹿之间，就是一种既竞争又共存的关系，而且共存是第一位的。当狼增加到一定数量时，驯鹿就会减少。而当驯鹿的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时，狼就会因为找不到足够的食物而饿死或冻死，驯鹿的数量又开始增长。科学家们发现，狼从来也不可能把驯鹿都吃光，而驯鹿呢？如果没有了狼群的追赶和消耗，不仅体质会明显下降，而且数量也会减少。由此可见，狼和驯鹿的竞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决斗，而是为了更好的生存而相互制约。

当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时候，正值英国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向外扩张最疯狂的时期。也许达尔文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却正好为殖民扩张披上了一层合理的外衣，因而正中殖民主义者的下怀。而他本人也支持“最适者生存”的观点，这种观点正好为殖民扩张制造了理论根据。于是，有人便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干脆改成了“物竞天择，弱肉强食”这种血淋淋的术语，就是说，殖民主义者掠夺和屠杀殖民地的人民是物竞天择、天经地义的。而且，这种思维一直延续至今，因而就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外面寒风怒号，冰雪遍地，气温在零下二十几度。我坐在北极的一间孤零零的小木屋里，往计算机里敲打着上述的文字。我并不是无事可做，找达尔文出气，对着这位死去的伟人说三道四。而是觉得，人类应该不断地反思。那么，从达尔文去世到今年正好１２０年了，我们应该想到些什么呢？尽管有点不自量力、胆大包天，我还是认为，人类应该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即不仅在生物世界里，共存是基础，竞争只不过是为了更好的生存而已，并不是以消灭对手为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生态平衡”。而且在人类社会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有它生存的权利和道理。因此，人类社会里的竞争，也应该是为了大家更好的生存，而不是你死我活，像殖民主义者已经干过的那样，把一种文化统统消灭，甚至把一个民族统统杀死。也许，这可以叫做“社会平衡”。

不仅如此，在人类社会和生物世界之间，也应该而且必须保持一种平衡与和谐的关系，不能对大自然竭尽掠夺，无穷索取。也许，这可以叫做“生存平衡”，因为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也许，这就是今天的进化论者们应该想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