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敬业与乐业》一文中，选用了丰富多样的论据来证明中心论点，说明作者在文学和史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才能旁征博引，从丰厚的文化积累中筛选出与本文论题有关的材料，丰富了文章的文化蕴涵，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梁启超的文章以古文而言时事，气势畅达，喜用现代语汇，积极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对当时的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当时称他的文体为“新文体”。

如梁启超对乾嘉考据学的学风特色的概括，为我们总结古代文化遗产，科学地研究传统文化铺平了道路。

乾嘉考据学，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一种以考据为主要治学内容的学术思潮。

乾嘉学派产生于清代，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背景，一方面是清代前中期社会经济繁荣，政治局面稳定（史称康乾盛世）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与清代统治者的文化专制政策，文网甚密有关，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强调后一个原因而不谈前一个原因，有失片面。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政治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为文化学术的兴盛创造了客观有利的条件，封建帝王如康熙、乾隆对封建文化十分重视，他们广招贤才，大开书馆，编修丛书，一时天下名流硕儒，纷纷归附入馆，穷经白首。这种良好的文化气氛为学术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乾嘉考据学萌发于清初，兴盛于乾隆、嘉庆，没落于嘉庆后期。一般认为顾炎武的乾嘉汉学的先驱。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他有感于明末“束书不观、游淡无根”的空疏学风，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强调朴实的学风，重视读书、考察和实证。他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答李子德书》）。这种从文字音韵入手的治学方法开展了清代考据学之先河。所著《日知录》三十二卷，“凡经义，史书、官制、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潘耒《日知录集释序》）被誉为清代考据学开山之作。但后来的乾嘉学派将某些东西发展到极致而走向反面，如将顾炎武的博采异说相互比证的考证方法推向繁琐罗列证据，对古文字本义的解释更是支离琐碎，可为遗其大而传其小了。

乾嘉学派的真正奠基人是阎若璩和胡渭。阎若璩研究《尚书》二十多年，写成《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将历来学者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判为“伪书”，丢下一颗重磅炸弹，在学术界激起强烈反响，其书“引据确凿”，使《古文尚书》之伪成为铁案，无人能驳倒。胡渭的代表作是《易图明辨》，其书对宋代道士陈抟造出的河图洛书进行辨证，结论为附会杜撰，子虚乌有。从根基上摧毁了邵雍、周敦颐等理学家谈性说理的精神依据，产生了重要影响。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乾嘉考据学的学风特色从十个方面进行了概括：

１、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２、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论。

３、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４、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得。

５、最喜罗列事项的同类证，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６、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

７、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８、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人，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９、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１０、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

梁启超在归纳出上述十种乾嘉考据学的学风特色之后，对乾嘉学派的学术活动所产生的文化效应作了进一步阐述。就其直接效果而言，列举了三个方面：

１、吾辈向觉难读难解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

２、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择，不复虚糜精力。

３、有久坠之哲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然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

其间接后果有二个方面：

１、读诸大师之传记及著述，见其“为学问而学问”，治一业终身以之，铢积寸累，先难后获，无形中受一种人格的观感，使吾辈奋兴向学。

２、用此种研究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

梁启超的上述看法的确不无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