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狄斯尼

在英国举行的那次相当拘谨的军人午餐会上，大家谁也不认识谁。我坐在一个美国伞兵身边，他是第一零一空降师──巴士顿英雄部队的。他约摸二十岁，象多数跳伞运动员一样，他长得比一般美国军人颀长些，不过肩膀很宽，显得是个孔武有力的硬汉子。他脑前闪耀着的勋章绶带，比我记忆中将级官衔以下的任何人都要多。

他开头有点怯生生的，不很健谈，但是过了不久，他的拘束消灭了，给我说了下面一个故事：在大规模进攻开始的前一天──进攻法国前二十四小时，盟军向诺曼底空投了伞兵，这个青年人就是其中之一。不幸，他在远离预定地点好几英里的地方着陆。

那时候差不多天亮了，老早已经细致地在脑子里记熟了的标志，他一个也没有找到，也见不到任何战友。他吹响用集合队伍的尖声警笛，却得不到什么响应。动荡不安的几分钟过去了。他再吹一遍，还是一个人也没有来。于是他知道原定计划出毛病了，他是单人匹马，完全陷落在敌人控制的国土里了。

他懂得，他必须马上找地方隐蔽。他着陆的地点，是在一个整洁的、收拾得挺漂亮的果园里一垛石墙附近，在熹微的晨光里，他看见不远处有一栋小小的、红色屋顶的农家。他不知道住在里边的人是亲盟国的呢，还是亲德国的，但是他总得碰碰运气啊，他朝那房子奔去，一边温习着寥寥可数的几句法语，那是为应付这种紧急状况而教给他的。

听到敲门声，一个年约三十岁的法国女人──她长得并不漂亮，不是笑容满面，但是她的眼光是善良而镇定的──开了门。她是刚从做饭的灶间出来的。她的丈夫和她的三个小小的孩子──一个是婴儿坐在一张高椅子上──坐在饭桌旁边，惊异地盯着他。

“我是一个美国兵。”伞兵说，“你们愿意收藏我吗?”

“哦，当然啦。”法国女人说，把她带进屋里。

“赶快!你得赶快!”做丈夫的说，把这个美国人推进壁炉旁边一个大碗橱里，砰的一声闭上橱门。

几分钟后，六个德国SS队员来了。他们已经看到这伞兵降落。这一间是附近唯一的房子。他们搜查得干脆利落，转眼之间就找到了这个伞兵，把他从橱碗里拖了出来。

仅仅是由于收藏他而犯罪的那位法国农民，并没有受到审讯。根本无所谓手续不手续，他也来不及说一声再见。当他被拉出橱房的时候，他是想要招呼他妻子一声的，但是一个冲锋队员一拳打在他的嘴上。他就说不出话来了。德国人命令他站到院子里，把他当场枪毙了。妻子呜咽，孩子放声大哭起来。

冲锋队员是知道怎样发落敢于掩护敌人的法国老百姓的、不过对于如何处置他们的这个俘虏，显然却有一场争议。于是他们暂时把他推入一间棚屋里，把门闩了。

棚屋后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田野边缘就是树林。那伞兵蜷身挤出窗口，向树林奔去。德国人听到他逃走。他们跑到棚屋后边来追他，一边向他开枪。子弹没有打中目标。不过从当时的情况看来，逃跑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他刚跑进树林──悉意经营的、没什么灌木、杂树的法国树林子──就听到周围都是追兵，互相吆唤着。他们分散开来，有条有理地进行搜索，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看来抓住他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没有什么机会了。

对，还有一次最后的机会。伞兵振作起来押了这一注。

他往回跑，避开一棵又一棵的树，离开树林，再次跑进田野。他跑过了棚屋，穿过院子，院子里躺着那个被杀害的法国人的尸体。这个美国佬又来到农家跟前，敲着厨房的门。

女人来的很快。她满脸苍白，泪眼模糊。他们面对面的，也许站了一秒来钟。

她没向她丈夫的尸体看上一眼，一直碰也不敢碰它一下。她笔直地注视这个美国青年的眼睛，他的到来使她变成了寡妇，孩子们变成了孤儿。

“你原意藏我吗?”他问。

“哦，当然啦。快!”

她毫不迟疑地把他送回壁炉边的碗橱里。他在碗橱里躲了三天。农民的葬礼举行的时候，他是呆在那儿的。三天之后，诺曼底的这块地区解放了，他能够重返部队了。

冲锋队员再没有来到这户农家。他们想不到要再来搜查这间房子，因为他们不理解他们所要对付的这种人民。也许，他们理解不了，人类竟然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两种勇气打败了他们──战胜他们的美国青年的勇气，和那位法国寡妇的勇气──她毫不犹豫地给了他第二次机会。

我被这真实的故事里的两位主角迷住了。我常常想到他们。我把这故事多次讲给美国驻法国和意大利的战士们听。不过我缺乏口才。我总也不能圆满地表达出我对这两位卓越人物的想法。直到全欧胜利日以后，当我准备回国的时候，我碰上了一位空军将领，他才把我感受到的确切地说出来了：“青年伞兵有的是拚命的勇气，”他说，“在牢笼里，他看到而且抓住了唯一的出路。他是勇敢机灵的孩子。但是，那位妇女的勇气呢，是经常同你在一起，永远不会让你丢脸的。她是一个有福气的女人。”

“有福气?”我惊奇地望着他。

“对，有福气。”将军重说一遍，她懂得她信仰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