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故乡》自１９２１年发表以来直至现在这８０多年间在中学国文（语文）教科书中被选录、被解读的历史概貌，或许可以从中窥测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倾向对语文教科书编辑思想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教材解读的影响。

《故乡》发表后，茅盾撰文指出“《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人与人之间的不了解，隔膜。造成这不了解的原因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同时还指出：“作者对于将来却不曾绝望”，相信未来的“新生活”总要到来。茅盾的这一观点，反映了当时重要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一派成员的共识（为人生而艺术）。

１９４７年上海出版面向中学生的期刊《读书与出版》第１２月号上，孙起孟以通信形式对《故乡》作了符合当时时代特征的阐述，指出：“（《故乡》）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么？就在写艰涩的世道和凄苦的人情。这样的世道和人情反映出一个经济濒于崩溃的农业社会……它融入相当广大的人民的感觉和情绪却又不陪伴他们老是沉湎在这样的感觉和情绪中，它要引导他们到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生活理想中去。”文章中饱含着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经济崩溃时期生活依然日益贫困的人们对建立新的民主政府的殷切期待。

新中国建立，直到“文革”爆发的前夕，多种版本的初中语文教科书都选有《故乡》，由于当时的思想界、教育界都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分析语文教科书中的课文，都试着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所以《故乡》中的“我”、闰土、杨二嫂都分别隶属于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市镇小手工业者。这样，在新中国，以中学生为广大读者群，对《故乡》的诠释，必然以教科书或教学指导书（教师们大体上都是按此来确定教学内容的）为基准，着重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和评价人物和人物关系。

从１９６３年开始，《故乡》忽然从新编初中语文教科书中消失了。“文革”中鲁迅是唯一受到超常尊重的现代作家，而他的《故乡》却竟然从拥有最广大读者群的特殊媒体──语文教科书中绝迹了。语文教科书编辑思想的这种“反常”现象，真值得深长思索。《阅读史》著者藤井省三作了这样的推测：这也许是因为，在“文革”中由于阶级斗争理论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真理，因此，展示没落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阶级的“我”与农民阶级出身的闰土以及常常被归入小市民阶级的杨二嫂之间复杂的阶级关系的《故乡》，是一篇解释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视为反革命的危险教材。尤其是面对寂寞的“故乡”，“我”那种动摇于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心理，在要求信仰“革命”、绝对忠诚于毛泽东的“文革”时期是不被允许的。

进入改革开放的１９７８年后，《故乡》又重新在语文教科书中出现了。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对市镇小手工业者的看法有所改变，于是杨二嫂便被看作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幸者，值得同情。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自１９２３年顾颉刚等人将《故乡》收入教科书以来被师生解读的历史。一篇文章的命运凝结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学语文教育史。过度的推敲和牵强附会的解释大都是为了迎合现实政治和教学功利的需要，从而使《故乡》的教学风景黯然无光。曾经用《故乡》来描绘为寻找应走的路而品味着灵魂痛苦的鲁迅，变成新的圣人之后，其作品被政治公式衡量来衡量去。在“政治挂帅”的语文教学模式下，人们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阐释《故乡》，在杨二嫂究竟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到底闰土在灰堆里面有没有藏碗碟等问题上纠缠不休，好像鲁迅写作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些阶级斗争的素材而已。在对《故乡》严重政治化阐释的文化语境里，我们似乎忘记了《故乡》是一篇小说，是一篇文学作品。这对曾经拥有唐诗宋词的华夏子民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如果我们将鲜活的文学作品只当作简单的政治教科书来解读，语文课理所当然地会遭到学生的厌倦。在“新课标”不断推进实施的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将《故乡》当《故乡》来教，不能把鲁迅只当作政治标签，语文老师更不能完全沦为“政治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