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宋代的苏轼是以文艺全才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而东坡词的问世，则昭示着宋词创作进入了最为辉煌的时期。今天我们能读到的东坡词共300余首，其中不少作品人见人爱，传诵众口，但对于东坡词的总体认识，却又是见仁见智，歧见迭出。这本是十分正常的文学现象。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种歧见，常常反映出人们陷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在认识上不免有些绝对，至今还易在对东坡词的评价上产生混乱。本文拟从一些聚讼纷纭的问题切入，来谈谈应该怎样破除二元对立思维，正确解读东坡词。

一、“别调”还是“本色”？

第一个颇为缠夹的问题，是对东坡“以诗为词”的辩论：东坡词是否合于词文学创作的规范，是本色，还是别调？其实质涉及对词之体制的根本认识，这也是词史上一个重大的观念之争。有意思的是，最早在这方面指摘东坡的，竟是他的门生陈师道：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

后人沿此论定，并引申说：东坡词“丽而壮”，是“词之变体”（王世贞《艺苑卮言》）“正调至秦少游、李易安为极至”，“变调至东坡为极至”。（王士祯《分甘余话》卷二）于是视秦（观）、柳（永）词为“本色”，东坡词为“别调”、“变体”，几成定谳。而判别“本色”与“别调”的界限，则是陈师道首次拈出的“以诗为词”。

征诸文献，东坡确有不少言论，鼓吹词的诗化，也常常用评诗的标准评词。在对词体的认识上，苏轼认为词的本质是诗性。也就是说，词与诗是具有共性的，它们都是抒情文体，不仅诗、词同源，所谓“微词宛转，盖诗之裔”（《祭张子野文》）；而且诗、词同体，其《与蔡景繁》云：“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 因此，词的功能在于其文学抒情性，即依靠语言文字的表现力来抒情，《答陈季常》中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所谓“诗人之雄”，根据我的解读，是指张扬作家的主体精神，表现自我的人格力量和人生体验，在词的创作中实现“缘情”和“言志”的结合。元好问说“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王国维认为“子瞻人格自足千古”，东坡“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文学小言》），还有人称苏轼是“主观派诗人”，都是这个意思，就是苏轼善于通过诗词创作表现自己的个体情性。

苏轼又有意将诗的作法技巧融通运用于词的创作。其具体表现，比如喜欢在词前作小序，叙说创作背景或点明作品题旨；又如苏轼喜欢将前人的诗赋文章改写为词，这就是所谓“隐括”体。这种在诗、文、词诸体之间互相转换的创作实验，也可看成是“以诗为词”的一种努力。此外，在词中用诗语，用诗歌的表现手法等，所谓“其后元祐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实自东坡发也” （汤衡《张紫微雅词序》），都可以看成是“以诗为词”的表现形态。

但是，我们不得不辨明的是，作家自觉的理论观念，未必与他的实际创作完全一致。倡导诗化观念是一回事，然而创作未必全部跟着观念走，尤其在当时人们意识中普遍目为“小歌词”，其应时、应地、应事、应情之所作，带有很重的社交应酬性质，岂能脱离具体的写作要求和情境，一一作为其诗化观念的自觉印证？比如，早年任徐州知州时作的《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因其农村生活题材，写得如风俗画般的自然清丽；在密州时悼念亡妻王弗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出于夫妻情笃而写得缠绵悱恻。又如为酬唱的需要，他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而作的《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后人评为“幽怨缠绵”（沈谦《填词杂说》），其婉约情致胜过柳永。

所以说，东坡的某些作品确实沟通了诗体与词体，在词史上具有突破传统、创新试验的意义，但大部分词作借鉴诗体而未离词体，是沟通而非泯除诗、词界限，坚守了词之本位，充分调动了小歌词“委曲以为体”、长于抒发内心细腻的个人化情感的体制特点，东坡词创作既与花间词、柳永词有着明显的承续关系，也未完全背离当时词坛的创作风尚，借用现今的说法，总体上还是在传统词的“体制内”而非“体制外”。笼统说东坡词全是“以诗为词”的别调、变体，似乎与词坛风尚逆向而行，是以偏概全的极端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