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卖文

郁达夫钟情于书，藏书丰富，却在日寇侵占杭州时，藏书全部惨遭劫难！

文官考试与达夫诗

微月一痕，浓霜满地，进东华门时口占一绝云...

郁达夫的图书馆情结

郁达夫不仅是图书馆的常客、高邻，更是图书馆的知己...

轶事四则

后人的郁达夫情结

大江健三郎、九丹，都受着郁达夫的影响...

郁达夫写“古诗”？

郁达夫是近现代文学家中格律诗写得最好的，很容易人被误为‘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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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卖文

五四时期创造社的重要作家郁达夫（1896—1945）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小说家，他一生的著译有40多种。他又是个著名的书痴，他节衣缩食，大量购书，勤奋读书。他的“绝交流谷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的诗句，正是他执著于淘书藏书读书的真实写照。他的淘书之痴迷，藏书之丰富，读书之广博，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几乎是首屈一指的。

郁达夫自幼有逛旧书肆书摊买书的习惯，并且终生不辍，因而藏书颇富。他原籍浙江富阳，曾在日本留学多年，1922年回国后，曾在北京、广州、上海、杭州等地居住，抗战期间客居南洋，1945年9月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苏门答腊。不论是哪里，他都是大量买书，他著作所得的稿酬，多是做了买书的费用。三十年代在杭州居住，他的寓所称为“风雨茅庐”，藏有中国古代典籍和西方书籍数万册，在江浙一带的藏书家中，他也是挂了名号的。

郁达夫的日记中关于买书的记载颇多。如：

“晚饭后，上湖滨去漫步，在旧书铺内，见有《海山仙馆丛书》中之《酌中志》一部，即以高价买了回来。此书系明末宦官刘若愚所撰，对于我所拟做的历史小说《明清之际》，很有足资参考之处”。（1932．1．9）“买书又三四十元；中有明代《闽中十子诗抄》一部，倒是好著。”（1936．2．8）

“出至南后街看旧书，买无锡丁杏舫《听秋声馆词话》一部二十卷，江都申及甫《笏山诗集》一部十卷，书品极佳，而价亦不昂。更在一家小摊上买得王夫之之《黄书》一卷，读了两个钟头，颇感兴奋。”（1936．4．4）

1934年，郁达夫去北京，逛东安市场旧书铺，买了一些旧西方书，在8月15日的日记中记着：“卖旧书之伙计某，还记得我十年前旧事，相见欣然，殷殷道故，像是他乡遇见了故知。”相别十年仍相识，可见那时郁达夫淘书之勤。

郁达夫如此钟情于书，因而在日寇侵占杭州，他的藏书惨遭劫难时，他简直心痛欲裂，在痛惜与愤怒之余，便写了《图书的惨劫》一文，以谈其事。在谈及日本侵略者肆意劫毁中国的珍贵文化遗产时，他愤慨地写道：

“我所亲见之藏书家，如山东聊城杨氏之海源阁，常熟瞿氏之铁琴铜剑楼，吴兴刘氏之嘉业堂，宋元旧籍各具数百；明清以下之版本，无虑千万，现在则虽不全部被焚，也都已被敌人窃去。 江浙两省，小藏书家比别处更多，藏书及数万卷的人，光在浙西一隅，亦有数十家以上。此次事起仓卒，大抵都不及搬走，这一笔文化损失的巨账，恐怕要数百年后才算得清。 我个人之损失而论，在杭州风雨茅庐所藏之中国书籍，当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明以来，及至清末之类书。上自《太平御览》及《广记》起，下至李氏五种，商务中华之辞书，名人年谱，人名地名辞典止，只从这一部门来计算，我的损失，要上四五千元。而有许多像同文石印的字类编等，系精本中之尤精者，即使有了钱，一时也收集不到的。” 此外，尚有明末清初的禁书三百余部，清代的诗词集六百余种，英德法日文书籍两万余册，也尽皆散佚。这损失的确是巨大的。 一个几十年孜孜不辍的求书淘书，嗜书如命的人，遭逢此劫难，真是人生之大不幸了。

文官考试与达夫诗

友人寄来一本新出版的郁达夫先生的诗集，其中一首写于1919年10月19日，题为《晨进东华门口占》：

疏星淡月夜初残，钟鼓严城欲度难。耐得早期辛苦否？东华门外晓风寒。

诗后作者自注云：“今日为高等文官考试之第一日，余起床时，刚三点半，微月一痕，浓霜满地，进东华门时口占一绝云。”

这诗写得十分潇洒，颇有些清朝新进士入朝殿试时的余风遗韵。我国科举考试制度，经过几百年的沦桑，到清代末年，即1904年正式废除。辛亥之后，北洋政府制订了高等文官司考试和普通文官考试的办法，不定期地举行这样的考试，以起“荐任官吏”的作用。考试分政治、法律、外交等等科目，政治科名次在前的可以放县长，外交科名次在前的可以放参赞。郁达夫当时在东京留学，赶回北京参加文官考试，报的是外交科。

报考高等文官，由各省地方推荐，到了北京，还要找两位本籍京官作保。被保荐的人照例要送京官一笔谢仪，这是沿袭前清旧例。民国初年，参加文官考试的人，仍然要有在京官吏作保才能应考。鲁迅先生当时在教育部任佥事，月薪300元，是荐任最高级，有资格作高等文官应试者的保人。不过郁达夫当时的保人是谁就不知道了。考试的地点是在故宫文华殿，所以一大早披星戴月，要赶进东华门等候点名领卷。遗憾的是这次考试他成绩不佳，名落孙山。他在京住在他作京官的哥哥郁家吾家中，没有考中高等文官，便仍要离开北京到日本读书去。临行时他哥哥赋送行诗云：

一片芦沟月，怜君万里行。清淡当此夜，难尽别离情。

郁达夫亦有《留别》诗云：

迹似习蓬人似雁，东门祖道又离群。秋风江上芙蓉落，旧垒巢边燕子分。薄有狂才追杜牧，应无好梦到刘贲。明朝去赋扶桑日，心事苍茫不可云。

诗中说明落第后即将去日本，手足情深，临别依依，很有点像苏东坡和苏子由了。 (作者未知)

郁达夫的图书馆情结

鹏萱子

郁达夫先生自小酷爱读书，一生痴迷图书和图书馆。这一点我们从《郁达夫全集》所收录透露的一系列事实可以看出。

1932年10月14日，先生因肺病复发，住进杭州西湖医院水明楼。作《水明楼日记》，至11月10日止。在这不足一个月的时光内，他数次莅临浙江图书馆，披阅有关图书文献：10月28日：“上午上图书馆去看《湖州杂志》，碧浪湖的大略情形，已晓得了。”10月31日：“午前将《碧浪湖的秋夜》写完，共一万字，到杭州后，将近一月，写到如今，成绩只这一点，合前作《迟桂花》，只三万字而已。”11月2日：“顺便又去浙江图书馆看了些书，买包慎伯文集《小倦游阁》一册。”11月3日：“午前在图书馆中过的，将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十一月廿四日以后，至十二月廿四五日止的旧报翻阅了一下，抄来关于郭松龄的事迹不少，大约从明天起，可以动手做《蜃楼》了，预定于二十日中间写它完来。”

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先生举家移居杭州东隅的大学路场官弄63号。与坐落于大学路54号的浙江图书馆成了近邻。他在《移家琐记》中写道：“新居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一堆土山旁边，虽只东倒西斜的三间旧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洋房来，究竟宽敞得多了……原来我那新寓，是在军备局的北方，而三面的土山，系遥接着城墙，围绕在军备局的匡外的。……‘好得很！好得很！’我心里在想，‘前有图书，后有武库，文武之道，备于此矣！’”从此，浙江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读者们经常可以一睹先生的风采。据老人们回忆，先生爱在图书馆大院内漫步沉思，还在图书馆内做过专题讲演。

1935年7月先生开始毗邻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兴建“风雨茅庐”。11月19日，先生于《冬余日记》里写道：“一所避风雨的茅庐，刚在盖屋栋；不出两月，油漆干后，是要搬去定住的，住屋三间，书室两间，地虽则小，房屋虽则简陋到了万分，但一经自己占有，就也觉得分外的可爱。”

此段岁月内，全国赫赫有名的大图书馆近在咫尺，本人又坐拥书城，先生撰文抒发了要多多读书的情怀。1935年8月10日于《学校生活》发表“怎样消夏———唯有读书好”。

后来，先生客寓福建时依然流连图书馆，而羁旅新加坡期间更是大声呼吁创办图书馆，多次撰文弘扬图书馆的功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图书馆存在价值的秉要执本的真切感悟和透辟认知。纵观郁达夫先生的一生，我们不禁由衷地赞叹：先生不仅是图书馆的常客、高邻，更是图书馆的一大知己呵！

轶事四则

与佛无缘

郁达夫爱喝酒，在火车上也是手不释杯。

郁达夫旅闽时，曾访弘一大法师，法师赠以著作数种。及别时，弘一法师谓郁达夫云：“你与佛无缘，还是做你愿做的事吧！”

藏钞票

３０年代，有一次郁达夫请一位在军政界做事的朋友到饭馆吃饭。饭吃完付帐，郁达夫从鞋底抽出钞票交给堂馆。朋友很诧异，问道：“你怎么把钱藏在鞋子里？”郁达夫笑笑，批判手里的钞票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要压迫它。”

快短命

有一次，郁达夫应邀演讲文艺创作，他上台在黑板上写了“快短命”三个大字。台下的听众都觉得很奇怪，他接着说：“本人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概念》，黑板上的三个字就是要诀，“快”就是痛快；“短”就是精简扼要；“命”就是不离命题。演讲和作文一样，也不可以说得天花乱坠，离题太远，完了。”郁达夫从在黑板上写那三个字到说完话的时间，总共用了不到2分钟，正合乎他所说的三原则--“快短命”。

驳倒党政之神

1921年10月一天，在日本东京神田区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会馆，近千名中国留学生正在这里聚会，听当时日本政界赫赫有名的所谓“党政之神”，历任文部大臣、司法大臣、东京市市长等要职的尾崎行雄演讲，可他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叫做“清国”，还带有明显的讽刺意昧。

突然，大厅中“呼”地站起来一青年，用流利的日语说：“请问尾崎雄先生，你怎么能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仍然称作清国呢？是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事实，还是故意这样称呼？”驳得尾崎行雄哑口无言，被迫道歉。

这青年就是在日本东京帝大经济学部经济学科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郁达夫。

60多年以后，夏衍先生于1985年8月回忆这件事时说：“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驳倒一位日本政界的大人物，这件事很快就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连远在北九州户烟町念书的我也知道了。我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敢于顶撞一个大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夏衍先生还称赞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大江健三郎在北京

许金龙

“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文学的血液”

在北京逗留期间，大江先生私下里较多谈论的话题，恐怕还是围绕着对他一生影响极大的母亲而展开的。据大江先生说，他最早的文学启蒙者就是他那位酷爱中国文学的母亲。早在３０年代初，母亲就与长期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丈夫结伴而行，经由上海前来北京大学聆听胡适用英语发表的演讲。１９３６年，也就是大江出生的翌年，他母亲从报纸上得知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将要来东京进行文学活动，便将刚刚一岁的大江托付给丈夫和婆母，自己只身一人前往东京两个星期，去听郁达夫的文学讲演。母亲对中国文学的挚爱直接影响了大江健三郎，使他在很小时就接受了中国文学的洗礼，在从父亲那里接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的同时，还从母亲那里接受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而后一种影响往往更为直观和亲近，使得小小的大江从鲁迅和郁达夫等中国作家及其作品群中领略了文学的美妙。谈到这一切时，大江自豪和动情地说：“很小的时候，我就从母亲那里接受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文学的血液，我的身上有着中国文学的遗传因子。没有郁达夫等中国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就没有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存在。”

也是在那次北京之旅中，他母亲在琉璃厂买下两块非常漂亮也非常昂贵的墨，这是两块后来在大江的人生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墨，一块是黑色的，另一块是红色的。据大江先生转述母亲的话说，在兄弟姊妹七人中，自己的长相是最难以让人恭维的，以至他的母亲担心这个儿子将来会娶不上媳妇。但少年大江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他有一对显然与众不同的招风大耳，一对据他母亲说是和郁达夫的双耳非常相似的大耳朵。他母亲坚持认为，自己的这个儿子将来也一定能够成为像中国作家郁达夫那样有名的大作家。

郭沫若纪念馆的同志准备送给大江先生一本图片集，其中有幅郁达夫和一群年青的中日朋友的合影照片，大江先生非常高兴，他说，母亲生前没能看到这张照片，我要把它供在母亲的像前。

终生只爱郁达夫:)

九丹

在我创作这部《乌鸦》，我的眼前常浮现出一个男人的形象，这是一个我终生都想嫁给他的人，我很爱他，我因为爱他而对于许许多多的事情不再感兴趣。这个男人是谁？在我告诉你们之前，我知道我永远没有办法嫁给这个男人。因为尽管我爱他，但是他不爱我。这个男人的名字叫郁达夫。

郁达夫写过一篇非常著名的小说叫《沉沦》。

在《沉沦》中，他写了中国留学生在日本。这个留学生在日本快活不下去的时候，他做了许许多多污秽的事情，然而他站在海边，突然说我多么希望在我的身后有强大的祖国啊。而那些我笔下的姐姐妹妹们同样站在海边上，却没有能力像郁达夫那样希望她们的国家能够强大。然而我和郁达夫是一样有这种能力的人，我和郁达夫一样地离开了自己的国土，他去日本我去新加坡。尽管我们的年龄几乎相差了快一个世纪，但是我发现我们心心相通，我们所共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种体验，最重要的我们共同拥有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思想。

郁达夫写“古诗”？

陈章

不止一次在报刊上看到有人引用一句“古诗”：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最近，在《47楼207》一书的序言中读到这么一段话：“……这厮多情而不色情，风流而不下流，浪漫而不浪荡……用一句古诗概括为‘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又是“古诗”！

其实，该诗是郁达夫作的，全诗如下：

钓台题壁

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郁达夫是近现代文学家中格律诗写得最好的。在八十年代中期聂绀弩的《散宜生诗》面世之前，当代诗词界有“郁柳苏田”（郁达夫，柳亚子，苏曼殊，田汉）一说。郁诗清新雅丽，极尽缠绵，有“温李诗才小杜风”之誉。如这联“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颇具晚唐韵味。一经辗转传抄，或读后凭记忆引用，便很容易被误为“古诗”。

话说回来，《47楼207》一书的作者在北大读中文系时就组织过诗社，填得一手绝妙好词，有相当深厚的古典诗词修养。他在《腐败的旧体诗》一文中还特别提到：旧体诗在“五四”之后，仍然有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有郁达夫的“鸡鸣风雨海扬尘”，有毛泽东的“粪土当年万户侯”。可见，作者应该知道“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一联是郁达夫的诗。如果他出书前能将他人的前言后记认真读一遍，就可以纠正写序者这一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