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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娥艺术形象分析

更新时间：2024-04-27 12:14:57

【内容摘要】

窦娥艺术形象分析

窦娥是世界文学画廊中一个著名的悲剧典型。造成窦娥悲剧还有内存因素，即窦娥自身的性格原因，窦娥的性格具有二重性，她的性格体系中有两大既对立又统一的脉络：自觉高尚和伦理精神和刚烈不屈的斗争精神，这两脉络又由很多具体的、活生生的性格元素组成，这些性格元素又分别组成一组一组既对立又统一的联系，如接受封建礼教影响和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甘受命运的摆布和对命运的抗争；靠天与骂天。造成窦娥悲剧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她的性格的二重性。

【关键词】

窦娥悲剧性格二重性一元化

关汉卿是我国戏剧史上最早也是最伟大的戏剧作家。他的很多杂剧作品都反映了社会底层劳动妇女的命运，表达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劳动妇女的深切同情。《窦娥冤》是中国古典四大悲剧之一，关汉卿在剧中塑造了窦娥这一平民妇女的典型形象。

窦娥善良、温硕、守礼节、懂孝道、明事理、善克制，就是这样一个人人皆怜爱赞扬，对世道毫无触犯的女性，却被大千世界所不容，遭受了人世间的诸多不幸，直到最终被残暴的恶势所吞唑。究其原因，当然有社会的原因，封建统治者的草菅人命，地痞无赖的凌逼迫害，甚至高利贷的高利盘剥都是社会的原因，但这是造成其悲剧的外在因素，造成窦娥悲剧还有内在因素，即窦娥自身的原因，这是最基本的因素，一切恶势力之所以能够得逞，正是利用了窦娥这个“内在因素”。柯列根说过：“悲剧并非只是描写死亡，死亡是生活中的一件事实，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死亡是我们的伴侣，悲剧表现由于我们不能始终保持浑然一体，因而我们所希望的一切无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根源并非由于外力，而是在于心中，我们如果要打开悲剧艺术之门，真正的钥匙就是必须承认一切悲剧在于人类的冲突，而是从人性的基本分裂中产生出来的。……悲剧最重要的特征──区别悲剧与其它戏剧形式尤其是闹剧的主要特征，就是一切有意义的‘收场事件’，并非由于外在力量，而由于主人公的内在分裂。”①柯列根的观点虽然有点偏激，他忽略了悲剧产生的社会原因，历史必然性，但他看到了悲剧性格对产生悲剧的作用，造成窦娥悲剧的自身原因实际上就是她的性格的二重性。

首先我们来阐释一下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关于性格的本质，至今仍然有许多种说法，如果较朴素的表述，所谓性格，就是人的个性心理特征的重要方面。恩格斯说：“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②这就是说，性格表现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行为的现实，一是行为的动机与方式，人的行为方式千变万化，心理特征也千差万别，因此，人的性格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刘再复说：“每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构造独特的世界，都自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形成这个系统的各种元素都有自己的排列方式和组合方式。但是，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性格两极的排列组合就性格的二重组合。或者说是、性格世界中正反两大脉络对立统一的联系，但是性格的这二重内容并不是抽象的，它是由具体的，活生生的各种元素构成的。这些性格元素又分别形成一组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即形成各种不同比重，不同形式的二重组合结构。人物性格的二重结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既不是单一结构，凝固结构，也不是分裂结构。”③我们用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来分析一下窦娥的性格，在窦娥的性格世界有两对立统一的脉络，即自觉高尚的伦理精神和刚烈不屈的斗争精神。这两大脉络不是抽象的，它里面包含有具体的、活生生的性格元素，这些性格元素又分别组成小的二重组合结构。

自觉的伦理精神是窦娥性格系统里的一大脉络。悲剧作为善恶两种社会力量的斗争，与伦理学的关系极为密切，中国封建社会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古典悲剧总是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打动人心的力量首先来精神道德的优美，人的伦理的理性本质体现得越鲜明越自觉，他就越成为崇高的对象，悲剧通过悲剧主人公的被毁灭来展示他的优良品德，给人以深刻的伦理感动，使人受到精神道德的熏陶，悲剧人物虽被毁灭，但却表现了坏分子所自觉遵循的伦理精神的不可征服，人们由感性的痛苦而得到理性的快感，从而得到伦理精神上的提高。关汉卿在塑造窦娥这一个人物形象时，则以凝重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履行道德的强烈义务感为性格特征，总是努力地表现其伦理精神。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殉道者的色彩，她为了履行某种伦理义务，自觉地做出牺牲。王国维评及《窦娥冤》时说：“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乃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④如果是在承认悲剧的社会根源的前提之下，那么他对窦娥悲剧性格的看法还是很有见地的。

窦娥性格系统中的另一大脉络便是刚烈不屈的斗争精神。窦娥性格中既有温柔贤慧的一面，又有刚烈坚毅的一面。贤慧媳妇的苦难令人回肠荡气，悲从中来；刚烈性格的抗争，叫人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同一性格的这两个侧面，相辅相成，共同造成“悲而不伤、悲中有壮”的悲剧效果。当然，对于软弱平庸的性格，遭到毁灭是完全被动的，毁灭对于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窦娥的刚烈性格决定了她同黑暗势力的斗争是无法调和的，这就决定了戏剧冲突只能是悲剧性的。正是窦娥宁折不弯的斗争意志推动着悲剧冲突不可抑止地向前发展，直至她自身的灭亡，这是构成悲剧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悲剧能够容纳最强烈的戏剧冲突，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戏剧冲突，窦娥的刚烈性格满足了悲剧在这方面的要求，从而使《窦娥冤》的悲剧冲突具有不可调和的尖锐性。

窦娥性格的这二重内容是由具体的性格元素构成，这些性格元素又分别组成一组组对立统一的联系。比如，接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和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就是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窦娥出身于书香门第，接受儒家的思想和教育，她的父亲窦天章把“三从四德”当作教条来约束窦娥，把窦家“五世无再婚之女”当作美德来教育窦娥，所以窦娥把“好马不备双鞍，烈女不更二夫”当作信条来遵守，把孟姜女器长城、浣纱女投江水、贞妇化为望夫石这些典故作为典范来膜拜窦娥丈夫列后，她只有“侍婆守孝”，是个言词应口的孝顺媳妇。但她不是一个任人捏合，逆来顺受的弱女子。她身上充满一种“力”，充满一股对正义追求的“力”，当张驴儿闯进她家并拉她堂结亲时，她断然拒绝，推张驴儿一跤，在张驴儿你子面前，窦娥像一位凛然不可侵犯的女神，所以“连美妇人见过万个的地痞无赖张驴儿对她也毫无办法。这都是受到了封建礼教的影响。当蔡婆婆不得不已要招婿张你时，窦娥对她予以了正言规劝，说婆婆已经一大把年纪，再嫁有辱自己的贞节，“枉教人笑破口”并且还表示了对婆婆的强烈不满，说“你岂不知羞”，窦娥对蔡婆婆与张父的暖昧关系十分生气，甚至有些愤怒至极了，“可悲，可耻，妇人家直恁的无仁义”，窦娥认为，再婚“不是咱没丈夫妇女的下扬头”，进而“劝普天下前婚后嫁的婆娘们”都吸收他们的教训，这无疑是对封建礼教的宣传和对他人的说教。

从小悲苦的窦娥七岁被卖给蔡婆婆做童养媳，当然不懂得什么爱情，长大后别无选择地同丈夫成亲，勉强地生活，可她的丈夫“又拔着个短筹”，这有什么幸福可言！窦娥还是个年轻的少妇，她不可避免地有着少妇的思想感情，她渴望着美好的爱情，丈夫死后也希望有个圆满的家庭，对于自己现在的境遇是十分不满和渴望摆脱的。春天来了，万物勃发生机，“锦烂漫花技横绣阁”催窦娥泪下，她仍然孑然一身，独守空房，多么凄凉，当“剔团圆月色挂妆楼”时，更是令窦娥断肠，当然是恨月圆人不圆了，窦娥不是不想再婚，只是张驴儿是个泼皮无赖，不能让窦娥如愿以偿，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则被你坑杀人燕侣莺俦”，更没有幸福可言，但窦娥毕竟还是向往“燕侣莺俦”的，这种日子何时到来，当然渺渺茫茫，然而窦娥的忍受是有限的，“须知人心不似水长流”那样一成不变，窦娥“按不住意中焦”，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命运，一方面接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另一方面又要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造就了窦娥这一特定的人物形象。

在窦娥的性格世界里，甘受命运的摆布和对命运的抗争也是一组对立统一的性格元素。窦娥的命运如此悲苦，她遭受了丧母、离父、亡夫的一系列不幸，但她没有任何怨言，认为这都是自己“没时没运”，说自己是“八字载着一世忧”，自己的厄运是因“前世烧香不到头”，今生甘愿受苦罹难，劝自己，也劝别人“早将来世修”，当张父喝药而死时，窦娥认为“寿数非平今世”，是她寿数已到，还认为“人生死，是轮回”，这显然是宿命论的观点。但是窦娥的思想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不甘于命运的摆布，即对多舛命运的抗争，当张驴儿父子闯进窦娥家时，她表示了对他们和婆婆的不满，即使婆婆已经允诺了，既使在别人看来已是既成事实了，但窦娥并不甘心受这种命运的摆布，对蔡婆婆进行了大胆地批判，对张驴儿予以了强烈的怒斥。在桃杌审案时，窦娥遭受了严刑拷打，毫不畏惧，她从绝望中进一步看清了“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的残酷现实。她通过对世界的主宰者：天和地，发出了埋怨和呵骂，实际上也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控诉。在这里窦娥的反抗性格已经升华到顶峰：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更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与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这是震动人心的怒吼，它充分写出了窦娥无辜受害，含冤难诉的心情，它对封建社会世俗观念中最公正无私的事物──天地日月都彻底地加以否定，因此，它既是窦娥以及和窦娥同样命运的人们愤怒情绪的猛烈迸发，也是觉醒了的妇女的呼喊，窦娥绝不甘心不明不白地死去。她坚信正义是属于自己的，她更想信，总有一天真理之光会照临人间，她的冤屈总会昭雪的，因此，她在临刑时发下三桩誓愿：一要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飞溅悬挂在旗枪上的丈二白练上；二要在三伏天，降下三尺瑞雪，以证其冤；三要楚州亢旱三年，窦娥死后，三誓皆验，千方百计寻父申冤等等这些情节都反映了窦娥对命运的抗争。在窦娥身上，既有封建思想的烙印，又有反抗性格的影子，这种既任命又不任命的矛盾性格，才使窦娥这个人物形象更真实可信。

窦娥的靠天与骂天也是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窦娥对封建官吏，对封建的最高统治者，对于天是信仰甚至膜拜的，她见到太守桃杌，就希望这“明如镜，清如水”的官员“高台明镜”，替民作主，她同太守辩争，是因为她相信官府会主持公道，正义一定会取得胜利，一个想念官府的无辜女子却遭到官府的残害，她临刑前立誓愿时，还希望“皇天也肯从人愿”；希望自己的“冤枉事天地知”。这是她在人间碰壁以后，寄希望于“湛湛青天”，祈求上苍替她申冤，谁料上苍也是怕硬欺软，人间无处诉。天公不可期，最后只好靠自己的阴魂来为自己报仇雪冤，伸张正义，在她父亲为她平了冤时，她唱道要“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这样方显得湛湛青天，“方显得王家法不侠民思。”窦娥想念“人之意志应通天”，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思想，但是窦娥思想还是另外一方面，那就是对于昏官，衙门，最高统治都乃至上天，予以了大胆地揭露和怒骂，她大骂桃杌的昏庸，大骂官府的黑暗，骂世道是“复盆不照太阳晖”；彻底否定了封建官府，甚至骂到了代表天地意志的最高统治者，这正是窦娥反抗性格的集中体现。总之，窦娥在思想上既有靠天的一面，又有骂天的一面。

以上论述的是窦娥性格的二重性，可见在窦娥的思想性格中有许多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方面，由于这些矛盾方面的发展和激化，便推动了事物的发展的激化。同时，正是因为性格带有二重性，才使窦娥这一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丰满和有血有肉。人物性格的二重结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一方面要求作家应当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另一方面又要求性格的整体性，即在性格的二重结构中保持一种统治的定性，一种决定性格运动方面的主导因素，更细致地说，在空间角度上，性格运动一方面表现出异向性，但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定向性。在时间角度上，性格运动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发生前后性格的二重组合，显示出历史差异性，但是，在这种变动中又保存着某种稳定的东西，因此，性格运动又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性和一贯性，就是性格的一元化。我们所说的性格的二重组合，是一元化的二重组合。文学中的人物性格，只有当它是一元二重流动结构时，才是一种丰富而且完整的有机生命体。性格的一元化，就是性格美的和谐。可见，性格美的和谐，不是性格的单一化，而是性格的变化、差异、丰富性、复杂性的对立统一，它不是单一的无序的平衡态，也不是复杂的无序平衡态，而是复杂的处于运动中的非平衡态。窦娥的性格之所以具有美学价值，就是因为窦娥性格是变化的，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复杂的处于运动中的非平衡态，我们在欣赏窦娥这一人物形象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人，而不是多种性格元素机械相加的人。

窦娥的悲剧结局就在于她的性格的双重性。她一方面接受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一方面又要挣脱这一束缚，一方面甘受命运的摆布，另一方面又要对命运进行抗争，一方面靠天，一方面又要骂天，她的反抗性是不坚决的，不彻底的，她始终让自己的命运操纵在别人手中，总是把自己依附在别人身上，即使是对于张驴儿的反抗也是为了维护封建伦理而作的反抗。她不懂得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丈夫在时为丈夫而活，丈夫死后，为照顾婆婆而活，受了冤屈，上公堂审判时，她把自己的命运托附给青天大老爷桃杌，希望他来为自己雪冤。想一想，如果窦娥不招，也存在案件难理，上报官吏复勘，窦娥免于被斩的可能。但窦娥为了尽孝道，为了不让婆婆受刑，指望暂且虚招，盼望“官吏们还复勘”，但既已招供画押，还有什么复勘可言，与其说窦娥幼稚糊涂，不如说是因为遵从了封建礼教而断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也可以这样说，窦娥冤就冤在她的受封建礼教的毒害太深，冤在节孝观念太强。她对于天和他们的怒骂是在临刑前才做出的行动，她直到死才真正的觉醒正是封建礼教把她送上了断头台。封建的礼教，旧的传统思想就像鸦片一样麻痹了窦娥的头脑，让她在麻痹中得到“享受”，在享受中死亡。她没有同传统观念衽最彻底的决裂，因此她的命运必然是以悲剧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