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０５年３月５日，戴望舒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大塔儿巷１１号。他在西子湖畔青石板铺成的小巷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那些纵横交错的石路上留下了他小学和中学时代青春的足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春风吹指到美丽的西子湖畔的时候，戴望舒正在一所为守旧势力把持的崇文中学读书。他接受的文学营养，是由新文学的影响，当时流行的林琴南译欧洲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刊物的作品掺杂在一起而成的。那时他与张天翼等几位喜爱文学的同学，在这种氛围下写了一些小说，发表在周瘦鹃，包天笑等主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上。此后不久，戴望舒、杜衡、张天翼，和在之江大学读书的施蛰存等人，组织名为“兰社”的文学小团体，创办了《兰友》半月刊，其主编就是戴望舒。当时发表的一些幼稚之作，已经表现了他对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重视这种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

１９２３年夏，戴望舒和施蛰存一起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学校许多优秀的早期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学家是这里的教师。进步的革命师友和崭新的文化氛围，引导戴望舒开阔了自己的思想视野，他加入了共青团，积极投身于进步的社会斗争和文化活动。他这时候开始的诗歌创作主要接受的是英国颓废派诗人道生和法国浪漫诗人雨果的影响，又沉溺于晚唐诗人纤细与感伤的艺术气氛中，这就构成了他早期诗歌表现脱离现实生活的“另一种人生”和“泄露隐秘的灵魂”的牲。《我的记忆》中“旧锦囊”辑留存的诗作，就是这种抒发个人哀愁感伤情绪的代表。

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引起的一场反帝运动高潮中，上海大学被查封。戴望舒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班学习。施蛰存、杜衡两人不久也先后转入该校。他们在共同的艺术趣味支配下开始了新的文学活动。他们一起办《璎珞》旬刊，一起投身革命宣传工作，过着一种充满美丽梦想的轰轰烈烈的生活。这时，戴望舒动手翻译一些法国象征派的诗。“望舒在神父的课堂里读拉马丁、缪塞，在枕头底下却埋藏着魏尔伦和波特莱尔。他终于抛开了浪漫派，倾向了象征派”。（施蛰存：《戴望舒译诗集》序）１９２７年的政治事迹突然打破了他们的梦想。他们在恐怖的气氛中躲避在松江施蛰存的家里，于沉闷窒息的时代气候下，开始专心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的生活。他的《雨巷》、《我的记忆》等著名诗篇，就是在这里写成的。初恋的热烈温热了戴望舒的心。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成为他热恋的对象。戴望舒一些深情的爱情诗篇便是这种热恋情感的产物与结晶。

１９２８年夏初，戴望舒在震旦大学时的同学刘呐鸥，从台湾来到上海。他邀请戴望舒到上海，不久施蛰存也来了，与戴望舒一起住到刘呐鸥家里。他们三人，与沈从文、丁玲、胡也频、冯雪峰，成为来往密切的青年文友。戴望舒、施蛰存、冯雪峰、刘呐鸥办了一个水沫书店，出版水沫丛书，创办杂志《无轨列车》，出至第八期即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查禁停刊。１９２９年４月，水沫书店出版了戴望舒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稍后，他们又创办《新文艺》杂志，努力提倡新兴的无产阶级文艺。戴望舒相信：“无产阶级新兴的文艺运动”，这一“抽芽的新枝”，将会“像一个光耀的太阳”，“照遍了那消失在烟雾中的英国”。（《英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经冯雪峰介绍，戴望舒参加了左联成立大会，成为左联第一批盟员。随后不久，他不满意于无产阶级文学及其创作题材的狭窄和艺术的贫弱，开始转向于表现自己的另一种艺术潮流。１９３２年５月，参加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的创办，成为现代派诗人的领袖。为了深造，戴望舒于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１８日乘“达特安”号邮船赴法国留学。

在法国，他到巴黎大学旁听课程，出入于图书馆、博物馆和书肆，拜访作家和诗人。他将亲手编定的自己的诗作《望舒草》，交给挚友杜衡写序，于１９３３年由现代书局出版。经济困窘使他无法安静地从事创作经施蛰存介绍，他转入收费较低的里昂吕法大学学习。后来他到西班牙做短暂的旅行。一方面为了向国际作家的反法西斯运动表示声援和支持，一方面也为的是领略西班牙的丰富文化与美丽风光。在西班牙，他爱上了文学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爱上了青年诗人费特列戈.洛尔迦的作品，并开始了对它们的翻译介绍工作。两个月后，他回到巴黎。他进一步领略了法国驳杂的艺术，由对象征主义的热衷而转向对现代派、超现实主义诗人的推崇。从艾吕雅、许拜维艾尔等诗人那里，他进一步深味了诗是一种心灵“难以把握得住的东西”的艺术观念。

１９３５年春天，戴望舒由巴黎返国。他失去了往昔的爱情。在失恋的沉哀中他寻找新的温馨。不久与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相恋并结为伴侣。诗人也由杭州搬往上海，度过一段短暂幸福的生活时光。１９３６年，戴望舒同孙大雨、梁宗贷、冯至、卞之琳等人创办《机关报诗》杂志。这个一直支持到抗战爆发才停办的刊物，显示了这一批诗人对新诗现代化与纯诗建设的共同努力和追求。１９３７年１月，戴望舒出版了他的第三本诗集《望舒诗稿》。

抗战爆发以后不到一年，戴望舒举家由上海迁到香港。１９３８年８月他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创刊。他决心在敌人入侵造成的“阴霾气候”中挣扎，以自己微渺的光明，“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国内和流亡在香港、南洋的许多作家，都成了《星座》的作者。该刊成为当时文化界支持以文艺为武器，为民族危亡尽力的一个重要阵地。戴望舒同民族敌人和港署当局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当时曾气愤地说：“现在还没有亡国，就尝到了亡国的滋味，要是真的做了亡国奴，这寄人篱下的生活，那就更难过了。我们中国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个苦难呢？”（冯亦代：《龙套集·戴望舒在香港》）１９３５年５月，戴望舒与张光宇合办《星岛周报》。随后又与艾青合编诗刊《顶点》，与冯亦代、叶君健、徐迟等创办英文刊物《中国作家》，与郁风、冯亦代、叶灵凤等合编《耕耘》杂志。在十分活跃的香港文坛中，戴望舒成为一个核心的角色。他自己不仅常有诗文创作发表，还写了一些古典小说研究的文字。戴望舒的诗歌观念和创作实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１９３９年元旦写的《元旦祝福》，就表现了对人民斗争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礼赞：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希望。

祝福！我们的土地，

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

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

祝福！我们的人民，

坚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

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

乐观的期冀没有带给诗人生命的幸运。１９４１年末，香港沦陷，戴望舒因为“舍不得这一屋子多年来收集起来的好书”去过“颠沛流离的生活”，便留下来了。１９４２年春，被日寇逮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保持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高尚的民族气节。他在狱中写下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光辉的诗篇。出狱后，既无固定收入的职业，又患了严重的气喘病。他在屈辱与苦难中企盼着民族解放的曙光。《等待》、《等待其二》就是他这时候炽热与焦灼的生动写照。

１９４６年春天，戴望舒全家回到上海。婚姻的不幸带来了新的创痛。两年后，为逃避国民党法院的通缉之祸，再度到了香港。由于友人曹辛之的帮助，他最后一本诗集《灾难的岁月》于１９４８年２月在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

１９４９年的北京迎来了崭新的春天。戴望舒带着喜悦激动的心情，携两个女儿，与诗人卞之琳一起，乘船经天津塘沽回到北京。他参加了全国文艺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盛会，被推选为作协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理事。他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和生活。但是，灾难日子里铁窗生活留下的病魔，过早地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

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８日，戴望舒与世长辞。这时他只有四十五岁。

──（摘自《彷徨出雨巷──戴望舒的文学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