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是全椒县的吴敬粹”（胡适《吴敬梓传》）。

吴敬梓１７０１年出生于安徽省全椒县的吴氏家族，在吴敬粹的曾祖和祖父两代人中，共出了六名进士，其中还有榜眼、探花各一名。“国初以来重科第，鼎盛最数全椒吴”（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有序》）。到吴敬梓出生时，家族已经衰落，作家本人因吴氏长房无子而过继给嗣父吴霖起。于是，生父与嗣父辞世之后，他便成了家族争夺财产的焦点。时年二十四岁的吴敬梓似乎看透了一切，开始尽卖田产，及时行乐，加之“生性豁达，急朋友之急”（吴湘皋《外史·序》），不择人地慷慨施与，终于倾家荡产，奴逃仆散。二十九岁，吴敬梓的生活雪上加霜，先是乡试失败，接着妻子陶氏病逝。举业失败和家庭变故，给吴敬梓以沉重打击，加上他已被“乡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之三），饱受乡人的鄙视和排斥。在难耐的寂寞当中，他愤然表示：“至于眷念乡人，与为游处，似以冰而致蝇，若以狸而致鼠。见几而作，逝将去汝！”（《移家赋》）带着与家乡绝决的情感，吴敬梓于１７３３年举家迁往南京，在为此而作的《移家赋》中，他盛赞南京的环境，于是“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

也许，吴敬梓太急于改变自己的处境了，他并没有做好移家的物质的和心理的准备。他把移居与过去的游历等同起来，把南京视为与故乡截然对立的理想寄居地。可是，当他用完了自己的积蓄，陷入经济困顿之时，他同样感受到人们对他的淡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独处，他感到“苍茫去乡国，无事不伤情”（吴敬梓《小桥旅夜》）。当沉静下来的作家理性地重新审视自己，并全面地认识了南京之后，他带着“念先人、生儿不孝，他乡留滞”（吴敬梓《乳燕飞》）的悔愧，感到自己“失计辞乡土”（吴敬梓《春兴八首之三》）。此后若干年中，吴敬梓在自己的一些诗作里频频抒发羁旅飘零的感受：

寄居秦淮上，五载星霜易……短歌与长叹，搔首以终夕。──《丙辰除夕述怀》

七年羁建业，两度客真州。──《真州客居》

前者是作家在移居南京约三年后所作，三年而为五载，足见其度日如年之态，而两诗中“寄居”、“羁”、“客”等词的使用，则活化了作家“吾生类转蓬”（吴敬梓《风雨渡扬子江》），“飘零身世同秋雁”（吴敬梓《寄李啸村四首之三》）的孤独无依的心态。作家自号“秦淮寓客”，恐怕也取此意。这样的处境足以强化作家的思乡情绪，任何一点与故乡有关的信息都有可能引发心灵的悸动。作家偶遇真州僧人宏明，知其为故乡人，立即写了《赠真州僧宏明》一诗，非常动人地描述了两人同为客居者的落魄经历，把自己“穷途久奔驰，携家复转徙，吁嗟骨肉亲，音问疏桑梓”的眷眷思乡之情表露无疑。然而，这种深厚却没有寄托的情感令吴敬梓绝望，只得与同乡泪眼迷朦，“哽咽语夜阑”。

上述种种表明吴敬梓的乡恋情结是复杂的，至恨至爱绞结在他心中，使他背弃故乡的同时又心系故乡。吴敬梓移居南京，除了愤然，其实还有一种重振于金陵，改变自己在故乡人眼中形象的期望。为此，他付出了毕生的努力。

吴敬梓试图通过进学走入仕途，再创家族的辉煌，显露自己的才华，从而消除乡人及族人对他的鄙夷，但是这条路他走得格外辛苦。１７２９年，吴敬梓参加考举人的乡试预试，试官觉得他“文章大好人大怪”（金两铭：《和金榘次半园韵，为敏轩三十初度同仲弟两铭作》，载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吴敬梓“匍匐乞收”，遭到试官大声呵斥，受尽侮辱。后虽侥幸过关，终在乡试时落选。１７３５年，由于江宁府学训导唐时琳和上江督学郑江的推荐，吴敬梓赴安庆参加了朝廷下令举行的博学鸿词科考试的预备考试。然而，当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行文荐举他进京应试时，他却因病无法赴考。入仕的正途和捷径都没有走通，吴敬梓受到强烈的打击。后来他知道参加鸿博考试的同族昆仲吴檠，落选而归；当时已经誉满东南的经学家，作家的挚友程廷祚，因不肯归附于张廷玉门下而名落孙山；与吴敬梓同时被推荐的李岑淼，则“试毕，卒于都下”（吴教梓《伤李秀才并序》）。友朋的遭际，使他对以求贤为名的鸿博考试开始有了怀疑，并庆幸自己没有前往。联系自己应考举人时的失败，吴敬梓决定不再应乡举，也放弃了“诸生（秀才）籍”，永远断绝了科考之路。这种看似洒脱的举动里，有多少作家的辛酸和绝望！从此，吴敬梓衣锦还乡之愿渺茫。故乡成了作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所在，迫近而遥远地刺痛着他的心。

修先贤祠，应是吴敬梓缓解内心创伤的一个行动。据金和《外史·跋》记载：“先生（吴敬梓）又鸠同志诸君，筑先贤祠于雨花之麓，祀泰伯以下名贤凡二百三十余人，宇宙极闳丽，工费甚巨，先生售所居屋以成之。”吴敬梓卖掉的是全椒老屋，这是他最后的财产。卖掉它后，作家立刻陷入赤贫状态。他如此全力以赴，一则是为教化儒子，用《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中迟衡山的话说是：“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却不是有个专祠。……小弟意思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这正是吴敬梓的理想：以古礼古乐教化被“八股取士”制度培养成的无德无行无才又无用的读书人。二则吴敬梓曾在《移家赋》中言“按族谱，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仲雍是泰伯之弟，可见，吴敬梓是把自己当作泰伯的后人，这就不难解释他耗尽财力而捐资兴祠的原因了。泰伯是周太王长子，得知其父有意立三儿子季历为继承人，便与次弟仲雍出走荆蛮，断发文身，以示化人荆蛮，永不回周，从而成全了父愿。“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吴敬梓修泰伯祠，就是要弘扬泰伯抛弃名利的“至德”，借以规劝族人应承先祖之德，不可唯利是图，同时表明自己远离名利的志趣。显然，吴敬梓是渴望故乡族人有所改变，理解自己的。修祠的行为是一种艰苦的努力，可又是那样徒劳无功，既没有引起世人的瞩目，也没有给族人一丝震憾，甚至连史书都未加记载，而泰伯祠不久即归破败。

科考失败使吴敬梓看透了科举制度的实质，劳而无功的修泰伯祠之举，则把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现实暴露无遗。这为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奠定了基础。《儒林外史》写出了一代文人为科举所弃、所害、所扭曲的悲剧。作为受害者，吴敬梓替天下儒生立传，字字句句，无比沉重。作品惊呼“一代文人有厄”（《儒林外史》第一回），揭示出当时士阶层悲剧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这部才华横溢的作品，是吴敬梓坎坷遭遇的精彩注脚：非我不才，实乃生不逢时。当吴敬梓超越了自身的悲剧，冷静描摹世态与众生时，他开始对故乡和族人有了别样的情感。他借娄家两兄弟之口表达了客居者普遍的恋乡感受：“我们几年京华尘土中，那得见这样幽雅景致？宋人词说得好‘算计只有归来是’，果然！果然！”（《儒林外史》第八回）这是作家的思乡感悟，也是对归乡者深深的羡慕。带着温柔的心境，吴敬梓在作品中这样描写以自己做原形的杜少卿的故居：“曲曲折折走进去，才到一个花园。那花园一进朝东的三间。左边一个楼，……楼前一个大院落，一座牡丹台，一座芍药台。两树极大的桂花，正开的好。合面又是三间敞榭，横头朝南三间书房后，一个大荷花池。”（《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当然，这不一定就是吴敬梓故居的原貌，不过，这个曲径通幽，鲜花点缀，书香诱人，雅趣四溢的所在，确实包藏着作家对故乡最美好的记忆。经过岁月的沉淀，故乡已成为作家破碎心灵的真实而虚幻的寄居地。与此同时，吴敬梓婉曲地表示出对族人的谅解，他在《儒林外史》中塑造的贤人们都有难得的宽容胸怀，他们宽容人们在欲望驱使下的种种行为谬误，因为他们相信“以德化人”会让人们走出迷路。所以，虞育德对因嫌“衙门清淡，没有钱寻”而欲离去的严管家，赠银荐举（《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杜少卿借房给丢官困厄的王知县，不计较他曾是个“混帐官”（《儒林外史》第三十二回）。吴敬梓极其推崇这样的人生态度，“宽容”包含着吴敬梓的人生理想，化解了作家对故乡族人刻骨铭心的怨恨。吴敬梓已没有了过去那种誓与族人论短长的负气心理。他保持着与故乡精神联系，不再执意把归乡作为目的。此时，故乡已是吴敬梓寄托理想的所在，它在深幽处与世隔绝，它于宽容中化解仇恨。这理想是美好的，可是在现实映照下却又那么不切实际。也许，正因为感受到了这一点，吴敬梓才没有勇气去面对故乡，所以，他最终“死恋扬州好墓田”（程晋芳《哭吴敏轩》），实在是最无奈的选择。

吴敬梓一生苦苦奋斗，屡屡受挫，个中滋味难以尽言。不过，作家的恋乡之情却是丝丝缕缕，写在“秦淮寓客”的别号里；写在“全椒吴敬梓”的署名里；写在“叹故国几年，草荒先垄”（吴敬梓《内家娇》）的挂牵里；写在《儒林外史》的字句里……写在作家每一个人生足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