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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诗文革新的宗师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年）当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时，自号“醉翁”，他虽然酒量很小，往往“少饮辄醉”，但酒瘾却大，尤喜率众聚饮于州西南七里山间由他命名的“醉翁亭”。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就是这段时间写的。文中突出一个“醉”字，可以说字字句句都是从“醉翁”陶醉的心中流出。在文中他还怡然带醉地告诉人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这就是说，他之所以喜欢喝酒，并不是对酒有特殊嗜好；酒，无非是增添情趣，激发游兴的手段，他的沉醉点只在于山水娱目，风物悦心。所以，他以主要篇幅，诗意盎然地写出了醉翁亭一带朝夕睛晦、春夏秋冬的不同景色。那蔚然深秀的林壑，那水声潺潺，泻出两峰之间的飞流，那峰回路转、踞临于泉上的翼然之亭，那时出时入的岫云，那幽香浓郁的野芳，树林荫翳间的鸣禽，乃至负于途、休于树、前呼后应的行人，都无不令人陶然欲醉。
然而，喜爱自然，留恋佳山胜水，本是人之常情，向为骚人墨客所津津乐道。我们如果把欧阳修这个“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原因，仅仅归结于“在乎山水之间”，那就未免肤浅了些。只要我们进一步看看他的具体经历，就可发现，他之所以这样求“醉”，还有着更深层的政治上的根由。
北宋王朝自开国后便厉行中央集权，政治日趋腐败，“恩施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加上每年向辽国和西夏交纳巨额“岁币”，致使民穷财困，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一些比较清醒的士大夫阶层的有识之士，如范仲淹、韩琦等，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曾提出厚农桑、减徭役、明黜陟等革新弊政的主张，却遭到以吕夷简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对。当时在中央作官的欧阳修是站在范仲淹等人一边的。当顽固派打击陷害革新者时，欧阳修写了《朋党论》，希望皇帝“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以救时弊，而兴社稷。
不久范仲淹等人遭贬，欧阳修也受到株连，被谪为滁州太守。他自号“醉翁”，便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的。他在《赠沈遵》一诗中说：“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可见他当时并不老，也并不准备在酒精的麻痹中醉生梦死，取名“醉翁”，无非含有嘲谑揶揄之意。
因此，他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就明白显示出他遭贬后有意寄情山水的特殊心态。他在《醉翁亭记》中所描绘出的明丽的景色，潇洒的游乐，陶然的醉饮，无疑也潜流着他对世事的愤懑和抨击。遗憾的是当时围绕在他身边的人中，真正能理解他这种心态的人几乎没有，所以，他在文中极写郊游宴饮之乐后，在结尾处不无凄伤地慨叹：“人知从太守之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他们既不懂得太守为什么而乐，又哪里能领会到这乐中的深沉隐痛和悲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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