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刘和珍君》是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传统篇目。我们现在重读它，更加能够体会到它的深刻意义，感受到鲁迅战斗精神的可贵。它是鲁迅先生对刘和珍等“前驱者爱的大纛”，也是对反动统治者和帮凶等“摧残者的憎的丰碑”（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

在这篇文章的第七节，鲁迅说：通过“三一八”事件，“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如是之从容”。鲁迅的这篇悼文就是从以上三点“意外”交错穿插地来写的。

第一，对当局者“凶残”的揭露和控诉：

文章一开始写道：“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作者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记下反动统治者的血腥罪行。接着就重复地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与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鲁迅揭露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是“非人间”的地狱。他连用“悲哀”“悲凉”“哀痛”“苦痛”等同义词，更显出心情的沉痛。他要呐喊，唤醒人们起来斗争。在第四节写刘和珍被枪杀的经过后，作者进一步用事实揭露反动派对学生“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第五节具体叙述刘和珍等爱国学生遇害的经过。刘和珍中弹是“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可见是在退走时被枪杀的；张静淑“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手枪是军官的，证明这次大屠杀是有指挥的，是事先布置好的“罗网”。刘和珍中弹后“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这证明是惨无人道的虐杀。鲁迅愤怒地谴责反动派“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第二，对“流言家”帮凶嘴脸的批判：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反动派的帮凶陈西滢在３月２７日《现代评论》上发表一篇《闲话》，恣意制造流言，诬蔑革命群众是受人利用欺骗、“自蹈死地”且“没有审判力”，胡说群众领袖故意引诱群众“到执政府门前去看热闹”，“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对于反动文人的流言，鲁迅更加气愤、痛恨。在第一节中写道：“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爱国青年学生遭到反动当局的屠杀，凡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当同情遇难者，谴责残杀者，而反动文人却发出了维护杀人者的阴险的论调。鲁迅在第四节中说：“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鲁迅的“尤使我觉得悲哀”“尤使我耳不忍闻”，两个“尤使”，把他对“流言家”的痛恨之情充分表现了出来。在第六节中，鲁迅又揭露那些“有恶意之闲人”，把爱国青年的牺牲当做“‘流言’的种子”的丑恶嘴脸。在第七节，鲁迅干脆把陈西滢他们称为“流言家”，批判他们“竟至如此之下劣”。

第三，对刘和珍等死难烈士的哀悼和歌颂：

《记念刘和珍君》以“最大的哀痛”和崇敬歌颂死难烈士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它通过追记刘和珍生前几件事，高扬“爱的大纛”。刘和珍爱看鲁迅的文章，在生活艰难时“毅然预订了《莽原》全年”，表现她追求真理的美好品德。在“女师大事件”中，刘和珍领导同学向反动校长作斗争，虽被开除，决不屈服，表现她敢于斗争、富于革命责任感的精神。到反动政府门前请愿，她是“欣然前往”的；在反动政府“弹雨的攒射”中，她和战友们相互救助，视死如归，表现了一位坚强不屈的爱国女英雄形象。鲁迅以万分沉痛的心情悼念烈士，从她们身上看到“中国女子的勇敢”，是“真的猛士”，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鲁迅从“三一八”惨案的血的教训中找到了今后的斗争方向和斗争策略。他在同期写的文章中说：“‘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死地”》）。他要“觉悟的青年”，认清敌人“狠毒的心”。他反对“赤体上阵”提倡“壕堑战”的战略战术（《空谈》）。鲁迅的这些斗争策略是从无数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他不主张徒手请愿，他分析这次流血牺牲的教训和社会影响，在文章结尾说：“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死难烈士的斗争精神将激励革命者前仆后继，直到胜利。

《记念刘和珍君》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扣人心弦的感染力。为什么能达到这种效果呢？这是因为它突出的艺术特色：

一是记叙、抒情和议论相结合，这是本文的一个突出特色。作者对烈士生前行状和死难经过作简略的记叙，从记叙中表现烈士和蔼可亲、勇敢不屈的光辉形象；对烈士抒发了极大的哀痛和崇敬的感情，对反动军阀及其帮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憎恶；同时对死难烈士的历史意义和应当吸取的教训作了深刻的论述。通过记叙给抒情、议论提供了事实基础；议论则将记叙的内容加以深化，阐明事实的内在含义；抒情则更有效地唤起了读者的共鸣，增强文章的感染力。记叙、议论、抒情三者在各节中各有侧重，交错使用。如第一、三、五节偏重叙事，第六、七节侧重议论，而抒情则交融在记叙与议论之中。第二节以抒情、议论为主，把抒情与警策的哲思融合在一起。第四节先冷静叙事，叙述烈士死难事实，自问自答揭穿反动政府的谎言。然后声讨极其凶残的反动政府和帮凶，强烈地抒发了作者的悲愤之情。

二是运用反复、反语和对比、排比等手法，加强抒情和议论的效果，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文中多次采用反复的手法，使文章回环往复，具有一唱三叹的抒情效果。例如第三节写刘和珍“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第四节写“始终微笑着和蔼的刘和珍君”，“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些反复的文字，使烈士的音容笑貌、气质特征和乐观精神跃然纸上，反衬出反动统治者的凶残，含蓄地表现烈士不死的精神。又如文章中多次写：“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第一节），“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第二节），“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第四节）。这也是反复，同时也有反语：“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第一节），“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第四节），“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第七节）等。这些反复和反语的运用，把作者“我还有要说的话”但“我说不出话”的悲痛和愤怒的感情渲染得更浓，让读者通过想像、联想去补充作者要说而说不出的话。读者在联想补充过程中，会对烈士的精神肃然起敬，对反动派的惨无人道义愤填膺，对帮凶的“流言”会严厉谴责，对作者的感情产生共鸣。

文章多处运用对比手法，造成了强烈的反差，使读者憎恶扬善。其中有人物自身的对比，如刘和珍“生活艰难”与“毅然预定《莽原》全年”的对比，表现她对真理的追求；有人物之间的对比，比女师大教员“准备陆续引退”与刘和珍“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的对比，衬托出烈士的崇高精神；有作者认识上的前后对比，如“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与认识到反动政府与“流言家”“竟下劣凶残到这地步”的对比，揭露反动派的丑恶面目。

三是多处运用警策的语言，含有深刻的哲理，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例如：“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一铮铮作响的对偶句，启示人们不畏艰险，敢于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勇敢战斗。又如以煤的形成比喻“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生动贴切地化抽象为具象，指出徒手请愿只能招致无谓的牺牲，告诫人们一定要以暴力革命来代替请愿一类的斗争方式。这里寄寓了鲁迅沉痛的珍惜之情和谆谆教诲之意。警策的语言具有凝练性、概括性和含蓄性，意味深长，加深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启发人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原载《语文教学与研究》

１９９８年第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