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作文的篇数与当堂作文

一学期写六篇作文，不知源自哪一个机构的规定，反正二三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要求老师的，几乎所有的语文老师都是这样要求学生的。学校当然认为这是语文老师的基本工作量，语文老师当然也认为这是学生写好作文的基本保证。殊不知，篇数的基本规定，给作文教学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六篇作文的设定，大概是基于一个前提——作文课在语文学科里的课时比例。可能很多语文老师都认为作文应该进行当堂写作和课堂讲评。课堂讲评，天经地义；而当堂写作，却问题多多。现场的“急救”势必会省略学生体验生活、搜集材料的过程，这样一来，鼓励学生说假话，就成了教师难逃的咎责，“作文—编造—拙劣的作文”就成了学生难以避免的写作怪圈。而且学生基本上都是在纯自然状态下独自完成作文的，教师并没有介入到学生作文的写作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教师的不作为，自然也就谈不上是作文教学了。当然，教师也讲评，但这已经是作文之后的事了，教师即使讲得再中肯，但这篇作文已成定局，下篇作文又要另起炉灶。所以要突破目前作文教学的瓶颈，必须改一味的当堂作文为堂内、堂外作文相结合，改“教师命题—学生作文—教师讲评”的线性流程为“教师命题—学生作文—教师讲评—学生修改—教师讲评”的环性流程。一句话，学生要有一个搜集材料的过程，要有一个修改提升的过程，唯有如此，教师才算是真正进入到了作文教学过程中。

二、关于作文材料的选择

学生的作文确实应该满足教师的阅读期待，因为教师是学生作文的当然评价者，甚至学生作文就是为教师而作。（在现行的作文评价机制下，我们这样说，也是不过分的。）但是，不要忘记了，教师虽然存在着审美共性，但不同教师的审美趣味可能是大相径庭的，而且受生活阅历、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教师与学生在审美认知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如此，学生怎样去填补他们与教师之间的差异呢？

这样一来，作文教学的后果就只剩下了一个词——编造。编造原本也不是什么不当的方式，甚至它原本就是对生活可能性的一种演绎。但是它违背了一个人人所共知的事实，即作文首先应当满足学生的倾诉需求，在此前提下，再追求教师阅读期待的满足。正是在这种可笑的作文教学理念指导下，才会有高考考场上，要学生写“战胜脆弱”，就出现了众多父母双亡、学生自己又双腿瘫痪的荒唐作文；要学生写“行走在消逝中”，就出现了屈原、陶渊明、苏轼遍地行走的可笑作文。其实，不用笑学生，这不过是以编造为内核的作文教学在考场上的一种极端体现。

对于作文的命题，或者话题，学生是无法选择的，但用什么样的材料来表述，学生应该有自己的选择。学生有不同于教师的生活，这个学生与那个学生也有不同的生活，或者说，每个学生都拥有自己特有的、别人不具备的生活资源，这才是选材的依据，这才是我们作文教学的出发点。

三、关于修饰语的作用

1.这时，人们看见他那独眼里，流出眼泪，沿着脸颊流下来。

2.这时，人们看见他那一直干燥如焚的独眼里，滚出一大颗眼泪，沿着那长时间被失望弄皱了的难看的脸颊慢慢流下来。

（雨果《巴黎圣母院》）

有教师出示了这两个关于“眼泪”的片段，然后问道：“你认为哪个片段好？为什么？”学生纷纷回答：后一个语段好，因为它具体生动。但有一个学生却站起来说：“第一个语段好，因为它简洁明了。”于是教师又让学生讨论，但是没有结果，最后教师自己总结说：“后一个语段好，好就好在具体生动，而之所以具体生动，就是因为使用了修饰语。”

这是“巧用修饰语”的问题吗？是伽西莫多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空间，面对波希米亚姑娘这样的举动，作出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是生活的使然。换一个人，能这样流泪吗？即使是同一个人，换一个时空，能这样流泪吗？如果学生缺少对特定生活的把握，或者说，他对自己要描写的生活缺少真切的了解，你要他去具体、生动地作文，他能写得具体而生动吗？即使学生从此记住了“巧用修饰语”，在作文过程中也不断地以此自励，但没有生活的积淀，或者说缺少再现特定生活的意识，他用得上修饰语吗？或者说，他用得上恰当的修饰语吗？

王荣生先生说：“作文是中小学特有的事物，它一头连着‘写作能力’的培养，一头连着各式各样的考试，尤其是高考和中考。”如何在两头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结合点，寻找一条有效的作文教学之路，恐怕是每一位语文老师都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大到作文体系的设计，小到一篇作文的成型，我们都必须介入，而且是有效地介入，引导学生用生命去体悟生活，用真情去反映生活。也只有在日常教学中真正做到“为生命而写作”，才能实现在考场上与“为生活而写作”的链接。